李秋萍打了电话过来。
“沉沉，你爸说要你辩论完就回家吃顿饭，他嘴上不说，心里着急。”
“我知道。”
“你姐让我问你，怀尔斯真的有错吗？”
“有。”
“那你就把他指出来。”
陆沉拿着话筒，沉默了一会儿。
“妈，我会的。”
挂了电话，他回到桌前。
面前铺着一张白纸。
他拿起笔，开始写。
全世界的观众不会关心两个中国人被偷了论文是什么感受，他们只会觉得那是一面之词。
他必须用所有人都能听懂的方式，把证据讲清楚。
陆沉放下笔。
窗外，BJ的暮色正在沉下去。
跨年当天，许平提醒陆沉，他在普林斯顿跟了怀尔斯整整四年，他知道这个人在讲台上的风格，怀尔斯不是那种躲在实验室里不敢见人的学者。
恰恰相反，他是这个世界上最擅长在公开场合做数学陈述的人之一。
1993年他在剑桥宣布证明费马大定理的时候，全世界的摄像机对着他，他在黑板上写了整整三天的板书。
每一个环节都严丝合缝，每一个问题都回答得滴水不漏。
那三天里，在场的数学家们从怀疑到震惊到起立鼓掌，没有一个人能找到他的逻辑漏洞。
“高等研究院的讲厅他站了十几年，那块黑板他闭着眼睛都知道粉笔放在哪里，而且公开对质意味着什么你知道吗，这意味着不是私下里两个人坐下来对对笔记，而是当着全世界的面打擂台，谁输了，谁的学术声誉就彻底完了。”
陆沉听完，问了一句：“他在普林斯顿的讲厅里，最擅长的是什么？”
许平想了想，说：“控场，他会把一个复杂的问题拆成很多小步骤，每一步都让你觉得理所当然。”
“在你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就把你带到了他的结论面前，等你发现不对的时候，他已经讲完十步了，你根本不知道该从哪一步开始反驳。”
陆沉点了点头，没有说话。
消息传到课题组，方磊在实验室里转了整整三圈。
“电视直播，学术打擂，这是把我们当什么了？”
他的嗓门大得把日光灯管都震得嗡嗡响，“怀尔斯在普林斯顿的讲台上站了十几年，全世界的数学 ference都请他去做过 keynote，他的口才在数学界是出了名的，让许老师跟他当面对质，这不是欺负人吗？”
何巍从黑板前面转过身来，手里捏着一截断了的粉笔。
“如果是比谁嗓门大，方磊你去肯定赢，但数学辩论不是比嗓门，是比谁把问题想得更透彻。”
谢尔盖喝了口浓茶，看着陆沉：“年轻人，擂台上最重要的是什么，不是你的口才，是你手里的东西是真的。”
1998年1月1号，北京时间晚上八点整。
中央电视台第三演播室。
灯光亮得刺眼。
陆沉坐在长桌的左侧，面前放着一叠稿纸、一支笔、一杯水。
他穿了一件白衬衫，最上面一颗扣子没有系，袖子挽到小臂。
十九岁的面孔在镜头里显得格外年轻，但他的坐姿很稳，双手平放在桌上，没有多余的动作。
他对面是一块巨大的屏幕，占据了半面墙。
屏幕上，柏林会议厅的实时画面清晰得能看到地毯上的纹路。
安德鲁·怀尔斯坐在那里。
他比照片上看起来苍老。
头发灰白但梳理得很整齐，穿深蓝色西装配条纹领带，面前同样放着一叠纸。
但他的手在动、
不停地把一支钢笔从左手换到右手，再从右手换回来。
他的身后，坐着国际数学联盟的七位委员。
侧面是四台摄像机。
再往后，是三百个座位的观众席，座无虚席，不少人站在过道里。
全球超过四十七个国家和地区正在同步收看这场直播。
的收视率统计显示，仅美国本土就有超过八百万个家庭在收看。
BBC的主持人在开场前说了这么一句话：“这不是体育比赛，但紧张程度不亚于世界杯决赛，只不过，场上双方用的不是球，是数学。”
八点零三分，主持人的开场白结束。
柏林现场的主持人是一位德国资深科学记者，五十多岁，银发，声音沉稳。
他先简单介绍了事件的来龙去脉：高斯猜想的提出、怀尔斯的论文、陆沉与许平的反驳。
完毕后，他开始宣布辩论规则。
每一方都有二十分钟的陈述时间，然后是交叉质询，每人可以向对方提出三个问题，对方必须正面回答。
最后是委员会提问。
“首先，请许平教授进行陈述。”
镜头切到许平。
他因为没有出镜限制，已经亲自赶到柏林。
他坐在怀尔斯左侧约五米的位置。
许平今天穿了一件深灰色的中山装，眼睛下面的青色看得出连续几天的睡眠不足，但他的声音很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