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老华侨坐在轮椅上，被孙子推到广场中央，手里举着一面小小的五星红旗。
他九十二岁了，二十岁那年从广东台山漂洋过海到美国，在洗衣房、餐馆、铁路上干了一辈子。
他经历过排华法案的年代，经历过唐人街被抄查的恐惧，经历过因为不会说英语而被白人警察当街殴打的屈辱。
今天他坐在轮椅上，用枯瘦的手把那面小国旗举得高高的，用台山口音对身边的孙子说：“你记住今天，以后谁再敢说中国人是东亚病夫，你就告诉他，我们的国旗，在香港升起来了。”
孙子蹲在轮椅旁边，握着爷爷的手，用力点头。
伦敦。
BBC总部，交接仪式的直播画面传遍了全球。
演播室里，主持人沉默了好几秒才开口：“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从今晚起，大英帝国最后一块重要的殖民地回到了中国手中，没有任何延迟，没有任何意外，中国国旗在零时零分零秒准时升起，升旗过程的精确程度令人印象深刻。”
——
人群散尽后，会展中心恢复了寂静。
维多利亚港的海风从敞开的门廊灌进来，带着咸湿的水汽，轻轻拂动着旗杆顶端那面五星红旗。
旗面在海风中展开又收拢，发出猎猎的声响。
回归庆典结束后，外事部门在会展中心后厅备了一场简餐。
说是简餐，其实就是几排长条桌上铺着白桌布，摆了些中西式点心、咖啡和红茶，供刚刚经历了高度紧张的仪式保障人员稍作喘息。
林外交官端着咖啡杯站在角落里，领带松开了一半，额头上的汗还没干透。
从零点到现在他没有歇过一秒钟，一直在和各路人马握手、致谢、应答。
现在那些不得不做的应酬终于告一段落，他脑子里那根绷了两年的弦也终于松了下来。
松下来之后，涌上来的第一个念头不是累，是一个名字。
他掏出口袋里的手机，借着露台上方一盏昏黄的壁灯，一个键一个键地按下号码。
“陆工，是我，林远志。”
电话那头，陆沉笑了笑，“辛苦了，林司长。”
“我不辛苦，”林外交官靠在露台的栏杆上，“我今天来，是有几句话想跟你说，今年春天你第一次来部里开会，我其实对你没抱太大期望。”
“嘴上不说，心里想的是，我们搞了快两年没解决的问题，一个搞科研的年轻人来听十几分钟就能给出方案，我当时以为你是上面派来走个过场的专家之一。”
他深吸一口气，“今天我正式向你道歉，对不起，没有你那份方案，今晚零点那一秒的底气，我不知道要从哪里来。”
他把咖啡杯搁在露台的栏杆上，杯底和铁栏杆碰出轻轻一声脆响。
“今晚的事，各级领导都很满意，交接仪式总指挥在典礼结束后跟工作人员握手，握到我的时候说了一句：老林，你们那个升旗的同步方案做得非常好，英国人拖了他们降旗的时间，我们升旗的节奏一点没受影响。”
“你怎么回的？”
“我说，这方案不是我们搞外交的做出来的，是一个搞数学的年轻人写的，”林外交官轻笑了一声，“总指挥愣了一下，他让我转达，他很感谢你。”
陆沉在电话那头没说话。
林外交官听到背景里有纸张翻动的声音，大概又是哪篇论文的校样。
“总指挥还说了一句话，”他声音郑重起来，“零点那一下，全世界都在看我们的旗，旗稳了，人心就稳了，陆工，这个人情，外事部门记着。”
挂断电话，林外交官站在露台上又吹了一会儿海风。
维多利亚港两岸的灯火在夜色中闪闪发亮，中银大厦的菱形玻璃幕墙上倒映着满城的霓虹，远处的太平山在夜色中安然而卧。
他望着那片海，忽然想起自己年轻时刚进外交部，老前辈跟他说过一句话，外交谈判到最后，拼的不是嘴皮子，是实力，实力是什么，实力就是你手里能打出来的牌。
今晚，他的牌桌上，每一张牌都打得稳稳当当。
而其中最关键的那一张，是陆沉用一页纸画的。
——
庆祝浪潮在7月1号上午达到了顶峰，然后慢慢沉淀下来，变成了街头巷尾的谈资。
陆沉也在2号下午坐飞机回到BJ。
陆沉家这几天热闹得像个茶馆。
陆庆国心情好得不得了，宴请了一大堆邻居和同事。
交谈声此起彼伏。
有人说香港那边的亲戚打电话来了，说交接仪式那天晚上香港下着雨，但街上还是挤满了人。
有人说铜锣湾的商场从6月30号晚上就开始打折，一直打到7月1号凌晨，标语写的是“庆祝回归，全店半价”。
还有人信誓旦旦地说，1997年之后香港和内地的往来会更方便，以后去香港探亲不用再办那么复杂的手续了。
陆庆国摇着蒲扇听大家聊，偶尔插一句嘴，说自己儿子如何如何了不起。
——
从夏天到秋天，时间过的很快，期间，课题组没有停下来。
南园三号的预研方案已经进入落地流程。
联合实验室的日本工程师来BJ交流了三轮，林知夏带着他们在食堂吃了一顿饺子之后，他们直呼“哦以西！”、好吃到不想回东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