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他只是靠在船尾，眯着眼晒太阳。
脑子里什么事都没想。
就纯粹地听水声、听鸟叫、听远处小孩的笑声。
他忽然发现这种什么都不想的状态非常舒服。
像一块拧了太久的毛巾终于被摊开晾在了阳光下。
他决定以后每个月都来划一次船。
刚下了决定，顾小北那边，手机震动了一下。
她拿起来一看，发件人备注是“季总工”。
她把手机递给陆沉。
“老陆，叫你过去开会，说是跟香港回归有关。”
陆沉无语扶额。
说好的放假呢……
顾小北作势就要把手机往湖里扔。
被他眼疾手快的拦住，“你干嘛？”
“就说手机掉湖里了，没接到短信啊。”
陆沉看着这败家娘们儿，更郁闷了，他相信顾小北为了他一天清闲，五千块的新款诺基亚说扔就扔，不带眨眼的。
——
下午。
陆沉到了外事部门。
会议室里坐了一圈人，有外事部门的官员，有驻港部队筹备组的军官，还有几个负责仪式技术保障的工程技术人员。
墙上挂着一面巨大的五星红旗和一面紫荆花区旗，旁边是香港政权交接仪式的场地平面图，图上用红蓝两色标注了每一个环节的时间节点。
会议桌上摆着厚厚一沓方案，封面印着香港政权交接仪式实施方案。
陆沉是最后一个到的。
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外套，帆布包斜挎在肩上，推门进来的时候所有人都抬头看了他一眼。
外事部门的人显然没有料到请来的专家这么年轻，愣了好几秒才起身握手。
主持会议的是外事部门的一位资深外交官，姓林，五十多岁，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说话带着外交官特有的字斟句酌。
“陆工，辛苦你跑一趟，”
林外交官示意工作人员把一份文件递到陆沉面前，“情况是这样的，交接仪式上，英国国旗必须在1997年6月30日午夜23点59分59秒完全降下。”
“我们的国旗必须在7月1日0点0分0秒准时升起，中间不能有一丝一毫的间隔，一秒都不行。”
“根据我们和英方的协商，整个降旗过程包含几个不可压缩的环节。”
“加上升旗手从候场位置走到旗杆下的步数、升旗动作本身的耗时，实际留给中方操作的时间窗口非常非常窄。”
他翻开方案中的一页，推到陆沉面前。
那一页上画着一张精确到秒的流程图，从英方护旗手入场、降旗前奏乐、降旗、折叠、移交，到中方升旗手候场、接旗、挂旗、升旗，每一个步骤旁边都标注了时间。
陆沉低头看了一会儿，很快找出了问题。
降旗环节的时间是不可压缩的。
英方已经明确表示，降旗仪式必须严格按照他们的仪式规范执行。
包括苏格兰风笛手的演奏时长、护旗手的行进速度和降旗的速度，每一项都有沿袭了上百年的规矩，寸步不让。
而中方升旗仪式同样有着极其严格的规范。
升旗手从候场位置到旗杆下的步数有规定，挂旗动作有分解要领，升旗时拉动绳索的速度必须与国歌的旋律精确对应。
国歌时长四十六秒，升旗过程也必须恰好四十六秒，一秒不能多，一秒不能少。
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双方之间几乎没有缓冲时间。
如果降旗环节出现任何一丝延迟，哪怕只是风笛手多吹了一个音符、护旗手多迈了半步，就会压缩中方升旗手的准备时间。
而一个仓促上阵的升旗手，在全世界几十亿双眼睛的注视下，在零点零分的钟声敲响的那一刻，任何一点微小的失误都会被放大成外交事件。
更麻烦的是，升旗手在旗杆下从候命到启动，中间有一个等待指令的环节。
指令必须由现场指挥下达，而现场指挥必须同时监控降旗进度、倒计时读秒和升旗手状态。
一个人的注意力在同一瞬间只能聚焦在一个点上，这是人类生理机能的硬限制！
一旦指挥在关键时刻分神，整个节奏就会乱。
“常规做法靠什么保证同步？”陆沉问。
“靠人，”旁边一位军官开口了，声音沉稳但透着一丝无奈，“我们选了最优秀的升旗手，用秒表反复训练，误差可以控制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但训练是训练，现场是现场。”
“降旗环节是英方的操作，我们无法预演，无法控制，万一那边慢了一秒，我们的升旗手就必须自己把这不到一秒的间隙补回来！”
“但国歌不会等你，国歌一响，四十六秒倒计时就开始了，旗手必须在四十六秒内把旗升到杆顶，一丁点也不能差。”
“旗手能不能在听到国歌响起的那一瞬间立刻调整节奏，理论上可以，但实际上没有人敢保证百分之百做到。”
会议室里沉默了一会儿。
这个问题在座的每个人都已经讨论过很多次，但每次讨论到最后都是同一堵墙：时间窗口太窄，双方的操作不能交叉预演，临场变量太多。
陆沉盯着那张流程图看了好一会儿。
用钢笔在流程图的空白处画了一个小圆圈，旁边写了一行字：降旗延迟补偿区间。
“国旗必须准时到达杆顶，这是硬约束，升旗手的动作必须跟国歌同步，这是第二个硬约束，英方降旗环节可能存在不确定延迟，这是不可控变量，”
他抬起头，“可不可以换一个思路，不要同步等待，用缓冲。”
“缓冲？”军官皱了皱眉，“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