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身上还穿着那件蓝工装,手里攥着一把电烙铁。
门打开的时候一股松香的焦甜味从实验室里飘出来,熏得记者下意识后退了半步。
记者问能不能拍几个镜头,陆沉侧身让他们进来。
于是那天晚上的新闻里又出现了一个画面:
一间不大的实验室,墙上挂着日内瓦答辩陈述的裱框,黑板上还留着没擦干净的公式,角落里摞着泡面箱子。
镜头缓缓扫过那些仪器,最后定格在陆沉的背影。
——
谢尔盖在莫斯科的酒店里看到了这条新闻。
他是代表课题组去参加国际导航学术会议的。
下榻的酒店是苏联时代盖的老楼,房间里的电视机只有九个频道,其中一个在转播央视。
他坐在床沿上,看着屏幕上那间熟悉的实验室。
看到陆沉。
老头把遥控器放在床上,嘟囔了一句:“这个陆沉,连衣服都不换。”
——
第二天莫斯科的学术会议现场,谢尔盖走上讲台做北斗一号的技术报告。
报告结束后,台下一位GPS项目的资深工程师站起来提问:
“谢尔盖博士,北斗的铷原子钟从技术参数上看已经和GPS Block IIA同级,你们是怎么用一年就做到的?!”
谢尔盖扫了一眼台下:“我们有一个不喜欢出镜的副总师,他在你们还惊讶的时候已经开始做下一代了。”
散会之后,几个欧洲代表在走廊里追上了谢尔盖。
他们想知道更具体的合作可能——北斗和伽利略能不能在信号层互操作?
铷原子钟能不能出口?
谢尔盖用俄式英语不紧不慢地回着,但每一个问题都绕到了一个名字:“你们应该去问陆沉。”
记者走后的那天晚上,陆沉一个人去了一趟天安门广场。
他是坐公交车去的,没告诉任何人。
广场上人不多,冬天的风吹过来有点冷,他把工装的领子竖起来,走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前面,站住。
纪念碑上的浮雕在冬日的阳光下线条格外清晰。
他站在那里。
站了很久。
顾小北找到他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
她在实验室里没找到人,问了所有人都不知他去哪了。
最后她骑上自行车沿着长安街找,果然在纪念碑下面看到了那个蓝工装的身影。
“老陆。”
她喊了一声。
陆沉转过头,看到她推着自行车站在广场边上,围巾被风吹得飘起来。
他朝她走过去,走了两步又回头看了一眼纪念碑。
暮色里碑身泛着沉沉的灰色,天边最后一缕晚霞落在碑顶,像一道沉默的追光。
“回去吃饭,耿大姐蒸了包子。”
顾小北把围巾解下来递给他。
陆沉接过围巾,围在脖子上。
围巾上有她身上的姜糖味,暖烘烘的。
他跨上自行车后座,顾小北蹬着车子沿着长安街往北骑。
自行车轮碾过路面上薄薄的落叶,发出细碎的沙沙声。
长安街两侧的路灯一盏一盏地亮起来,从广场方向往北延伸,像一条正在点火的引信。
他抬头看了一眼夜空。
初冬的夜空很干净,几颗特别亮的星星已经能看到了。
十九点。
BJ入夜了。
远处中关村方向有零星的灯火在闪。
那条白底蓝字的联想广告牌还在亮着。
更远处的方正电子排版系统的霓虹灯正在以每秒一次的速度明灭。
长安街的路灯已经全亮了,从广场方向一路延伸到看不见的尽头。
而在头顶几百公里的轨道上,一颗带着中国心跳的卫星正在以每秒钟将近四公里的速度划过夜空。
它的时间基准误差不超过一亿分之一秒的三点八倍,足以在广袤的地球表面上,为任何一个需要知道自己位置的人,标出一个直径不超过两米的圆。
2月19号,春节刚过,北京城还沉浸在鞭炮的硝烟味里,一件大事让所有人的目光转向了南方,香港回归倒计时不到五个月了。
天安门广场东侧的倒计时牌下面,每天都围满了拍照的人。
胡同口修自行车的老大爷把收音机挂在车把上,一边锉内胎一边听回归筹备的新闻。
计算所食堂里,同事们吃饭时的话题从芯片参数变成了“去香港要不要办通行证”“维多利亚港的夜景到底有多好看”。
陆沉十九岁了,个子已经长到一米八,走在人群中不再是被俯视的少年。
他的声音褪去了变声期的沙哑,变得低沉而平稳,开会发言时不用刻意提高声调,会议室最后一排也能听得清清楚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