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沉想了想。
“看了长江，站在龙口旁边看了很久，江水被压缩到最后几米的时候，流的不是水了，是几十个大气压的能量，声音大得能把人胸腔震麻。”
钱老点了点头。
“1954年我从加州理工回来的时候，坐船过太平洋，在海上漂了二十多天，每天早上到甲板上看海，太平洋比长江大得多，但不管多大，都是水，水是世间最软的东西，也是最硬的东西。”
他停了停，又说，“我在电视上看到截流成功的画面，龙口合龙的那一刻，溅起来的浪花有几层楼高，我就想，你站在那个观测站里看长江，和站在示波器前面看波形，是不是差不多的感觉。”
“差不多，都是看数据，看波形，看曲线，龙口的流速曲线和示波器上的信号波形，本质上都是同一个东西：能量的变化规律。”
“我们那代人不是这样的，我们把长江看成一个对手，把技术看成另一个对手，从来没想过它们可以是一回事。”
“不是我们这代人特别，”陆沉说，“是您那代人把路开出来了，路开出来了，后面的人才能在路上面跑。”
钱老点了点头，伸手拍了拍陆沉的手背，“去吧，刚回来肯定一堆事，不用陪我太久，你替我去看了长江，我没什么遗憾了。”
陆沉站起来，把茶几上的东西一样一样收好，走到门口时停住了脚步，转过身。
“钱老。”
“嗯？”
“黄总工让我替他给您带句话，他说，1954年您在加州理工的时候，他刚从华东水利学院毕业，被分到金沙江边上测流速，那时候他的枕头底下压着一本您写的《工程控制论》，每天晚上借着煤油灯看几页，他说他这辈子最大的遗憾，是没亲眼见过您。”
房间里安静了片刻。
“有机会的，”钱老说，“等你们都忙完了，我还在。”
走出院子，季总工还靠在伏尔加旁边等着，看到陆沉出来，把烟掐了，拉开车门。
陆沉坐进副驾驶。
伏尔加驶出医院大门，汇入BJ的自行车流里。
——
实验室的灯亮着。
他站在走廊这一头，看见那扇熟悉的绿漆门半掩着，里面透出日光灯管苍白的灯光，还有示波器屏幕的绿色光斑在墙上跳动。
他放慢了脚步，走到门口。
方磊第一个抬头。
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最后只说了三个字：“回来了？”
陆沉点头。
何巍从黑板前面转过身来，手里的粉笔掉在地上，啪嗒一声摔成了两截。
顾小北从墙角站起来，手里还攥着啃了一半的苹果。
她看着陆沉，从头到脚看了一遍，然后说了一句：“又穿这件，你就不能换一件？工装都洗得发白了还穿。”
“洗干净了，”陆沉说。
“是洗干净了，领口都磨毛了。”
林知夏走了过来。
“三峡的水土养人吗？”
“太湿了，”陆沉把帆布包放在工作台上，在里面翻了翻，掏出那颗南园一号改的工程样片放在桌上，“芯片差点受潮。”
方磊走过去把芯片拿起来，对着日光灯看了看。
陶瓷封装上多了几道细小的划痕，是在宜昌工棚里临时搭计算环境时蹭的。
他看完之后把芯片放回桌上，说：“这颗芯片比咱们所有人的履历都丰富，跑过日内瓦的答辩，算过三峡的截流，回头还得跑预警机的雷达信号。”
“高通的人每次看到这个陶瓷封装都眼皮跳！”程峰笑了笑，“你不在，我们把你的牌都打出去了，一张一张打的，顺序跟你走之前排的一样，果然成了！”
“下一站是哪？”何巍问。
“量产，从实验室到试产线。”
——
1995年10月，北京。
时间是个奇妙的东西。
当你盯着它看的时候，它慢得像老牛拉车。
当你埋头赶路的时候，它快得像火车窗外掠过的电线杆。
陆沉把过去一年多的时间几乎全部扔在了实验室里，等他再次抬头看日历的时候，发现已经是1995年十月了。
十七岁了。
嘴唇上方冒出了一层淡淡的绒毛，个头也蹿到了大部分人的肩膀以上。
这一年多里，世界发生了很多事。
1995年1月1日，世界贸易组织在日内瓦正式成立，关贸总协定走完了它的历史使命，全球贸易规则被重新洗牌。
中国从复关谈判变成了入世谈判，这两个字之差背后是无数轮的唇枪舌剑和利益博弈。
5月，日本PHS和中国合作的商用网络在大阪和东京正式开通。
资费只有传统移动电话的三分之一，在日本引发了一波通信消费狂潮。
6月，211工程启动。
7月，三峡大坝可行性论证正式通过，全国高官会表决的那天，陆沉在实验室里开着收音机听直播。
听到宣布结果的时候，实验室里所有人都放下了手里的烙铁和示波器探头，安静了好几秒。
9月，国家重大工程，909工程正式立项，目标只有一个：自主建设一条八英寸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生产线，投资规模之大，在国内半导体产业史上前所未有。
在这个项目里，南园一号被列为工程配套核心芯片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