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处的推土机又开始轰鸣，新的一天施工开始了。
陆沉站起来，走到工棚门口，推开门，湿冷的江风裹着细密的水雾扑面而来。
三峡的早晨跟BJ的早晨完全不同。
BJ的早晨是干燥的，杨树叶子上没有露水，空气里飘着早点摊的油烟味。
三峡的早晨是湿漉漉的，江面上笼着一层浓得化不开的雾，两岸的山壁在雾里若隐若现，像是被水泡过的水墨画。
远处导流明渠的工地上，几十台推土机已经排成一排，车灯在雾里划出一道道黄色的光柱。
施工队的人已经开始换班了，穿着蓝布工装的工人们三三两两地蹲在路边吃早饭，每人手里端着一个搪瓷缸子，里面是稀饭或者面条，筷子搅得稀里哗啦地响。
有人看到秦振华从工棚里出来，远远地喊了一句：“秦工，昨天那个算水的老师还在吗？”
秦振华回头看了一眼站在门口的陆沉，陆沉穿着他那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站在工棚门口，身后是四颗还在运转的芯片，面前是奔腾不息的长江。
“还在呢！”
消息传得比秦振华的腿还快。
黄总工连夜把计算结果报到了三峡工程指挥部。
指挥长是一位从水电部调来的老同志，姓孙，六十出头，头天晚上看到那份印着“龙口流速峰值8.4m/s”的数据表时，正在开调度会。
他摘下老花镜，把那张纸拿远了一点，又拿近了一点，看了一遍又一遍，“这个数据，是谁算出来的？”
“陆沉，一个十六岁的年轻人，搞芯片的，从BJ借调过来的。”
孙指挥长把老花镜放在桌上，沉默了片刻。
他的办公桌后面的墙上挂着一幅巨大的三峡工程全景图，上面密密麻麻标注着每一个标段、每一个围堰、每一段导流明渠的位置。
他在这幅图前面坐了两年，每天都在想一个问题：长江这条江，到底能不能被算清楚。
“黄总工，你相信这个数据吗？”
黄总工想了想，说了一句很朴实的话：“我信，因为他不是搞水利的，他没有包袱，搞了一辈子水利的人，容易被长江吓住，总觉得它不可计算，那个年轻人不一样，他上来就把长江当成一道方程来解。”
孙指挥长点了点头，拿起笔在数据表上签了字。
签完之后他抬头说了一句：“给BJ发个电报，就说三峡工程感谢电子工业部借调来的陆沉同志，另外，等截流成功之后，我要亲自敬他一杯酒。”
黄总工笑了一下：“指挥长，他才十六，按规定不能喝酒。”
“那以茶代酒，”孙指挥长说。
接下来的几天，整个坝区都进入了紧张的截流准备期。
每天早上天还没亮透，工地上就已经灯火通明。
自卸卡车排着长队往龙口两岸运送抛投料，混凝土四面体整齐地码在岸边，每个都有半人来高，表面粗糙得像鳄鱼皮。
钢筋笼块石堆成了一座小山，工人们在铁丝笼里塞满了从上游采石场拉来的花岗岩，每块石头都要过磅，不合格的退回重装。
起重船停泊在江面上，吊臂高高扬起，随时准备把大吨位的抛投料吊入龙口。
整个工地弥漫着一种大战前特有的紧张感，每个人都在跑着干活。
陆沉被安排在指挥部的观测站里，面前摆着一台监视器和一排通信设备。
他的任务是在截流过程中实时监控龙口的流速变化，一旦出现偏离预测值的趋势，立刻修正抛投方案。
这个活儿在别人看来压力山大。
龙口合龙一旦开始就不能停，停了整个流程就要重来，损失不可估量，但陆沉接这个任务的时候，表情跟平时在实验室里盯示波器差不多。
秦振华坐在他旁边，负责把实时数据转译成施工指令传达给龙口两岸的施工队。
他面前放着一台对讲机、一部电话、和一份陆沉手写的流速。
抛投量对照表。
这份表格是陆沉用钢笔写的，每个字都工工整整，A4纸写了七页，按照龙口宽度从二十米到一米，每缩小一厘米对应一个流速预测和推荐抛投量。
秦振华第一次看到这份表的时候，沉默了好一阵子。
“陆老师，你把整个截流过程提前在纸上跑了一遍。”
“不跑一遍不放心。”
截流那天，老天爷给了一个阴天。
天空是铅灰色的，云层压得很低，像是要下雨但又迟迟不下。
江面上风不大，但水流比平时更急，大概是上游刚下过一场暴雨，洪峰正在往下游赶。
工地上的红旗被风吹得猎猎作响，所有施工人员都穿着救生衣，安全帽的带子勒得紧紧的。
龙口两岸站满了人。
除了直接参与抛投的施工队员，还有从各个标段赶来观战的工程师、从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来的师生、以及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的记者。
有个央视的摄像师扛着几十斤重的机器挤在人群里，镜头对准龙口，嘴里念叨着：“千万不能抖，千万不能抖。”
孙指挥长站在指挥台上，手里握着一个对讲机。
他的脸被江风吹得紧绷绷的，但声音很稳：“各班组注意，大江截流，现在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