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记者回去之后她跟伦敦编辑部通了一个很长的越洋电话，花了五天时间写完了初稿。
编辑在邮件里问她对陆沉的印象，她回了三句话：“他不像任何一个我采访过的科学家，他不炫耀，也不自谦，他说话像一个在陈述实验结果的人，而那个实验结果恰好就是他自己。”
两周后，《自然》杂志刊发了这篇专访。
标题用的是凯瑟琳从陆沉那句话里提炼出来：《什么都拦不住》。
副标题是：“一个十六岁中国青年如何在没有超算、没有顶尖实验室的条件下，破解了困扰国际数学界多年的谢苗诺夫方程。”
文章的配图是一张黑白照片：陆沉站在实验室的示波器前面，蓝色工装，手里捏着一把镊子，绿色波形投射在他脸上，像一座微型城市亮起的夜灯。
照片是凯瑟琳亲自拍的。
她临走时问能不能拍一张工作照，陆沉说随便，低头继续焊板子。
她拍了整整一卷胶卷，最后选出来的这张是她自己最喜欢的。
同期配发的还有一篇凯瑟琳的采访手记，里面有一段话被国内多家报纸转载：“我问他，你觉得自己是天才吗？他想了想说，是，而且我比别人少睡一点。
我追问他每天睡多久，他说大概四五个小时，说完他补充了一句：钱老年轻的时候也睡这么少。”
这期《自然》飘洋过海寄到中国的时候，日内瓦国际电信联盟全会的日期也正式定下来了。
两份通知几乎同时送到实验室：
一份是印着《自然》标志的英文期刊，封面是一张原子力显微镜拍摄的硅表面原子排列图，陆沉的专访从第四十二页开始。
另一份是ITU发来的传真，抬头是“致中国邮电部”，正文只有几句话。
大意是TD-SCDMA标准提案的最终审议日期已提前，确定为下月十五日，地点日内瓦万国宫。
方磊把两份东西并排放在桌上，左边是《自然》，右边是ITU的传真，看了好几秒，说了一句让大家又好笑又心酸的话。
“日内瓦和《自然》，我们同一个月搞了两个大事，一个通信，一个数学，八竿子打不着，结果都是同一个人干的。”
季总工站在门口，手里端着一碗刚泡好的方便面，筷子悬在半空中，说了一句更绝的：“那咱们这个实验室的地址，以后要不要挂个牌子，世界级成果孵化基地？门面虽然破了点，但产出配得上。”
——
接下来的日子，实验室里的日历是按小时撕的。
方磊用红色粉笔在黑板右上角写了个倒计时，每天早上第一个到实验室的人负责把数字减一。
这个习惯是从程峰开始的，他某天凌晨四点来换班，顺手把“30”改成了“29”，然后在旁边画了个歪歪扭扭的感叹号。
从那以后，倒计时就成了课题组每天早上的一项小小仪式。
王雪松到的时候数字已经变成了“27”，他盯着那个数字看了几秒，把军大衣紧了紧，坐到频谱仪前面开始跑今天的第一次测试。
南园二号的架构方案在这个阶段已经推到了第四版。
谢尔盖把他苏联时期所有的工艺数据重新整理了一遍，按照零点三五微米的节点重新标定了每一条参数。
老头干这件事的时候，细致到了让人头皮发麻的程度。
他把笔记本上的数据一条一条誊抄到标准实验记录本上，每一个数字旁边都用红笔标了来源、日期和可信度等级。
可信度等级是他自己发明的，分三级：A级是他亲手测的，B级是他监督别人测的，C级是从苏联公开文献里摘录的但经过他交叉验证的。
没有D级。
“D级就是没有验证，没有验证的数据不能用，”他对何巍说这话的时候，表情像是在传授一条不容置疑的自然定律。
何巍把这条定律记在了自己的笔记本扉页上，旁边还加了一句自己的批注：“数据不能穿D级的衣服。”
林知夏在这段时间里做了一件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事。
她跟IBM伯克利研究院的人通了一个很长的越洋电话。
长到她自己的电话卡打爆了，最后是对方拨回来的。
她拿着一份传真走进了实验室。
“IBM同意授权我们使用他们最新的EDA工具，”她把传真放在陆沉面前，“不是买，是授权合作，他们看了你的谢苗诺夫方程推演论文。”
“认为你在算法优化上的能力值得他们投资，条件是将来南园二号如果用了他们的工具做仿真，需要在论文里致谢。”
“只是致谢？”方磊从示波器前面转过身来。
“只是致谢，不收费，不分成，不限制商用。”
“IBM什么时候变成慈善机构了？”
“不是慈善，”林知夏摇了摇头，“是他们看准了，如果南园二号成了，他们的EDA工具在中国市场就有了一个活招牌，这叫战略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