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沉靠在窗台上，窗外的柳絮正在飞扬。
“路倒是有一条，但你先别押全部——你先派两个人来BJ，带上万门机的电路图，我们在计算所碰个面，有一个芯片，比微流道散热更重要。”
“什么芯片？”
“数字信号处理器，”陆沉说，“没有它，交换机就是一只耳聪目不聪的聋子，有它，交换机才能听懂数字信号，现在全世界的DSP芯片都在美国人手里攥着，但欧洲刚出了一个新标准，叫GSM。”
任正非嗯了一声，表示在听。
“如果华为能在两年内搞定自研DSP芯片，你的交换机就不仅能在国内卖，还能跟GSM标准兼容，跟GSM兼容，就能参与国际竞争，”陆沉的目光落在墙上那张中国地图上，“如果搞不定——以后所有的移动通信基站，都得用人家的芯片，任总，你知道这种芯片现在卖多少钱一片？”
“多少？”
“德州仪器的报价，单片四十五美元，一个标准基站至少需要六片。”
任正非在心里默算了一下。
两百七十美元，按1993年的汇率折合人民币接近两千块。
光芯片成本就够一个普通工人不吃不喝干一年的。
而这还只是一个基站的芯片用量。
全中国要建多少个基站？几千个？上万个？
这笔账算下去，是个天文数字。
“陆工，你说真的？”任正非的声音变了，变得不像一个企业家，而像一个听到了冲锋号的退伍兵，“DSP芯片，我们能自己做？”
“能，但不容易。”
“你说怎么干。”
“我出一版架构设计方案，你出芯片设计团队，华晶半导体代工流片，用长虹的光刻机做微流道散热，第一版流片的钱不能省，流片失败一次，几十万打水漂，但只要成功一次，后面就是量产，量产到一定规模，单片成本可以压到三美元以下。”
陆沉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平淡，但任正非听得出其中的分量。
四十五美元压到三美元，这是十五倍的成本差距。
一旦实现，华为的交换机在成本上将拥有对国际巨头的绝对优势。
“你需要多久出架构？”任正非问。
“两个星期。”
“两个星期？陆工，DSP芯片架构，世界上最顶尖的团队也要做三四个月——”
“我知道，”陆沉说，“但我有现成的基础，烟盒算法里的调度逻辑，改一改就能用在DSP的信号处理流水线上，等于说最难的调度问题已经解决了一半，剩下的一半，是把认知流模型的并行框架适配到DSP的专用架构上。”
任正非呼了一口气，声音里有种压抑着的兴奋，像当年在部队里听到冲锋号时的感觉。
他跟太多搞技术的人打过交道，很清楚什么叫靠谱、什么叫忽悠。
陆沉说能做，那就是真的能做。
“行，我让郑宝用再飞BJ，另外再带一个我们最好的芯片设计工程师，叫李一男，这小子今年才二十三，但搞逻辑电路是把好手，你可能没听过他的名字，但他比我有天赋。”
陆沉当然听过。
在前一个世界线里，这个叫李一男的年轻人后来会成为华为最年轻的技术副总裁，再后来会离开华为创办自己的公司，在通信行业掀起另一场风暴。
但那是另一个世界线的故事。
这个世界线里，李一男还只是一个二十三岁、意气风发的年轻工程师，还不知道自己将要面对怎样的历史。
“让他来，”陆沉说，“两个星期，正好让他跟郑宝用一起参加DSP架构的封闭开发。”
挂了电话，他把桌上那本童先生的笔记翻到最后一页，重新看了一遍那个用铅笔写在烟盒纸上的调度算法。
童先生当年用这个算法解决了分布式计算的调度问题，现在他要把它移植到一个全新的领域——数字信号处理。
他拿起笔，翻开新的一页稿纸，写下第一行字：
“DSP芯片架构初步设想——基于认知流模型的并行信号处理流水线。”
写了没两行，窗外传来一阵喧哗声。
他探头一看，计算所门口围了一圈人。
老刘头正手忙脚乱地拦着什么，嘴里喊着他听不懂的话。
走近了才发现——来了一大群记者，扛着摄像机，拿着话筒，把计算所的门堵得严严实实。
为首的是中央电视台的记者，胸牌上印着新闻联播四个字。
“陆沉同志在不在？我们想约个专访——”有人举着话筒往楼上喊。
陆沉把头缩了回来，把窗帘拉上。
然后坐回桌前继续写他的DSP架构方案。
两耳不闻窗外事，在任何一个世界线里都是他最擅长的事。
记者们在楼下守了两个多小时，最后被张所长好说歹说劝走了。
临走前记者不死心，隔着窗户朝楼上喊：“陆沉同志，就十分钟，就采访十分钟！”
回答他的是三楼窗户里透出的台灯光，和笔尖划过稿纸的沙沙声。
记者站在楼下仰头看了一会儿那扇亮着灯的窗户，忽然对摄像说：“不拍人了，就拍那扇窗户。”
摄像一愣：“拍窗户？”
“拍窗户，”记者说，“将来有人问起，就是1993年的某天，一个少年把自己关在这间屋子里，在写一个能改变中国芯片命运的方案。”
摄像架好机器，镜头推上去。
取景框里，一扇关不严实的旧窗户，里面透出暖黄色的灯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