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思路很清晰。
认知计算不是一句空泛的口号，而是一条非常具体的路径。
在距离地面将近十米深的人防工程里，十几台机柜排成一列，指示灯在昏暗的灯光下闪烁如星群，空调系统全力运转的低频轰鸣充满了整个空间。
陆沉站在机房中央，面前是一排显示器，屏幕上跳动着刚跑出来的第一组并行计算测试数据。
他盯着那组数据看了很久，从口袋里掏出那本卷了边的笔记本，“第一步，还不够快，但它在跑。”
第二根柱子：芯片架构，也在同一时间全面铺开。
谢尔盖把砷化镓MMIC生产线从川南老山洞搬到了BJ西郊一座专门为阶梯计划改造的半导体工艺实验楼里。
老吴是第一个跟着他搬过来的，带着那台从六十年代服役至今、外壳上还留着老一辈研究员刀刻参数的老单晶炉。
搬家那天大家都小心翼翼，老单晶炉被抬上卡车时，谢尔盖拿自己的棉大衣垫在四个角上，老吴在旁边抽烟，眼圈有点红。
新实验楼里的设备比山洞里好多了，至少超净间的空调能稳定运转，风淋室的门不会像山洞里那样被湿气锈住。
但条件依然简陋，最先进的设备是一台从东德折价买来的分子束外延设备。
说明书还是德文的，谢尔盖拿着字典一行一行翻译，花了几个星期才把全部操作界面标上中文注释。
新一代芯片架构的设计目标很明确。
在GP-2A的基础上把能效比再提升一个数量级，同时把制造工艺从3微米往更精细的节点推进。
与此同时，老吴带着几个徒弟在另一条实验线上死磕国产衬底材料的缺陷密度，目标是把晶圆的位错密度降到一个足以支撑更高频率器件的水平。
第三根柱子：通信体系。
接上了之前与华为联合提出的TD标准预研工作。
林知夏和别尔津兵分两路：林知夏带一队人马啃TD物理层的关键算法，包括联合检测和智能天线的信号处理模型。
别尔津带另一队人马搭建基站控制器的实时软件架构，把他在预警机数据融合系统里打磨成熟的调度算法往下移植。
任正非从深圳派了郑总工带着几个核心骨干长驻BJ，和联合平台的人在一个食堂吃饭、在一个走廊熬夜、在同一块白板上涂改。
随着国内多个研究团队陆续将成果汇聚过来，TD标准的物理层方案在迭代数十个版本后终于迎来了一个关键节点。
那天深夜，林知夏坐在实验室里眼眶发热。
数据没有让她失望。
——
1993年秋，BJ发生了几件不大不小的事。
中关村电子一条街上的国槐又长高了一截。
北大南门外新开了一家网吧，里面摆着十几台长城电脑，每小时上网费够吃两碗炸酱面，但门口排队的学生从早到晚没断过。
信息高速公路这个词不再只是钱学森在友谊宾馆里画的那个蓝圈，它变成了光纤、路由器、调制解调器和千家万户正在拨号上网的嘀嘀声。
陆沉长高了三厘米，下巴的线条也从圆润变得棱角分明，只有那双眼睛还是和以前一样。
《光明日报》在头版发了一篇报道，标题是：记中科院少年研究员和他的前辈们。
报道写得很有水平。
这篇报道发出来的时候，陆沉正在计算所食堂啃馒头。
张国忠端着搪瓷饭盆一路小跑过来，把报纸往他面前一拍，满嘴的鸡蛋炒西红柿差点喷出来：“陆工！你上报纸了！头版！”
陆沉看了一眼，继续啃馒头。
“你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老张急了。
“知道，”陆沉把馒头蘸了蘸菜汤。
张国忠噎住了。
他总觉得这小子年纪不大，说话做事却像个见过大世面的中年人。
陆沉确实没什么好激动的。
这种程度的曝光，他早就免疫了。
但报道引发的连锁反应，比他预想的要猛得多。
当天下午，计算所传达室的电话就被打爆了。
第一个打进的是北京大学。
不是来祝贺的，是来要人的。
上次陆沉去北大阶梯教室开讲座之后，数学系和计算机系破天荒地达成了一致意见：要请陆沉做联合培养的客座教授。
对，不是学生，是教授。
北大方面措辞很客气，说考虑到陆沉同志的学术水平和实际贡献，按规定可以走特殊人才通道，授予名誉教授称号。
十五岁的教授，在北大历史上是头一回。
陆沉把电话挂了之后对张国忠说：“再有人打来就说我不在。”
“不在？你明明在啊。”
“那就说我在实验室搞测试，谁都不见。”
老张记下了。
但电话还在不停地响，像催命似的。
紧接着，清华也来了。
清华计算机系的态度更直接，他们不在乎陆沉挂不挂名，他们只在乎陆沉手上的项目能不能带清华的博士生一起做。
电话那头说，他们可以专门成立一个联合课题组，由陆沉定方向，清华出人出场地，经费可以再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