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J首都国际机场。
来自拉脱维亚里加的航班在延误四个小时后终于落地，舷窗外是BJ惯常的灰白色天空。
国际到达厅里零零散散地站着接机的人，有个穿深蓝色中山装的中年人举着一张A4纸，纸上打印着一个名字——Mikhail Berzin。
米哈伊尔·别尔津推着行李车走出来的时候，没有人注意到他。
他三十一岁，瘦高个，颧骨很高，眼窝深陷，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灰色短袖，行李箱上贴着一家全球知名软件公司的logo贴纸。
那张贴纸已经卷了边，是他从旧金山办公室离职时唯一带走的工作痕迹。
他站在到达厅中央，环顾四周，目光里有长途飞行后特有的疲惫，也有一丝不易察觉的茫然。
他看见了那张A4纸，看见了自己的名字，推着车走了过去。
“您好，我是别尔津，”他用带着浓重口音的英语说，发音不太标准，但语法很准确。
来接他的人是联合平台后勤处的一位老同志。
姓赵，五十七岁，头发花白，一句外语都不会说。
老赵接过他的行李，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用汉语说了一句：“一路辛苦，走，上车。”
别尔津一个字都没听懂，但他读懂了那个笑容和那个拍肩膀的动作。
他跟着老赵走出航站楼，BJ冷风扑面而来，他打了个寒噤，裹紧了那件薄薄的风衣。
停车场里是一辆半旧的上海轿车，车门有点涩，老赵拉了两下才拉开。
别尔津坐进后排，看着窗外掠过的白杨树和自行车流，沉默了很久。
他想起自己为什么来这里。
他出生在里加，在莫斯科大学读的数学力学系，研究生方向是操作系统内核，毕业论文写的是实时多任务调度算法的优化。
毕业后被分配到拉脱维亚科学院计算中心，那几年是他最好的时光。
一台老式的苏联国产大型机，一套他自己从底层开始写的实时操作系统原型，几个志同道合的同事。
然后苏联解体了，计算中心的经费在一个财政年度内被砍掉了四分之三。
同事一个接一个地离开。
去德国的，去以色列的，去美国的。
他自己也走了，去了旧金山，进了那家全球知名的软件公司。
公司给他的待遇很好。
六位数的年薪，带窗的独立办公室，最新的工作站。
但他的工作内容是维护一套已经成熟了七八年的数据库系统的外围模块。
他写的每一行代码都要经过三层审批，他提出的每一个优化方案都被同一个理由打回来：“这不是我们的优先级。”
他不是一个程序员，他是一颗螺丝钉。
规格型号都标好了，拧在哪里就待在哪里，不要想别的。
他渐渐明白，大公司不在乎他的调度算法有多精妙，不在乎他能不能把内核的上下文切换时间压到微秒级以下。
他们要的不是他的脑子，只是他的手。
去年冬天，他在IEEE期刊上读到了一篇论文，署名是一个陌生的中国研究机构。
论文讨论的是非平稳信道下自适应滤波算法的收敛性问题，推导很漂亮，引用文献里有一篇他在莫斯科大学时做的关于并行调度算法的工作。
那篇工作他已经很多年没看到有人引用了。
那天晚上他坐在旧金山公寓的阳台上，看着太平洋上的月光，忽然觉得自己和那片月光一样。
亮在另一个半球的夜空里，照不到他想照的地方。
直到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信到了。
信是通过莫斯科的老同事辗转送来的。
没有华丽辞藻，只说他现在在中国做半导体异质结研究，有个联合平台在做预警机，需要能写操作系统内核的人。
“这里不是天堂，”谢尔盖在信里写道，“但这里让你做真正的研究。”
别尔津把信反复读了很多遍，然后开始学中文。
车停在了联合平台的院门口。
这里原是一所老研究所的旧址，大门还是老式的铁栅栏门，门柱上白底黑字的木牌被风吹得有些斑驳。
别尔津下了车，看着这座不起眼的院子，风吹起他风衣的下摆，他在门口站了好一会儿。
老赵帮他拎着行李，用汉语催促他进去，语气很温和。
他听不懂，但他迈过了门槛。
陆沉站在办公楼的走廊里等他。
两个翻译临时被调去支援另一个外事接待任务，老赵把别尔津带到办公室门口，比划了几下，意思是“你先坐着等，翻译一会儿就来”，然后匆匆走了。
别尔津坐在椅子上，陆沉坐在他对面。
一个是母语俄语、第二外语英语、中文只会说“你好”和“谢谢”的拉脱维亚系统架构师。
一个是从小在南方小巷里长大、自学了英文阅读但口语不太流利、俄语只会说“同志”的中国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