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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三十章:上帝不掷骰子

他把目光从窗外收回来,看着陆沉,“去年霍夫曼去海德堡招揽你,被你拒绝了,他回来以后跟我说,那个中国孩子有一个课题组,说的时候语气很复杂,我从没见过霍夫曼用那种语气评价一个人,现在我明白了,你拒绝的不是更好的实验室、更多的经费,你拒绝的是一人独行,你更想要一群人并肩。”

下午,戴维带陆沉参观研究院的图书馆。

图书馆不大,但藏书极精。

地下书库里一排排铁灰色书架延伸到视线尽头,空气里弥漫着旧纸张和皮革封面混合的气味。

戴维从书架上抽出一本1945年出版的《数学年刊》合订本,翻到一页泛黄的论文——赫尔曼·外尔写的《关于拓扑与代数的一个统一框架》。

他把论文递给陆沉。

“萨纳克教授让我把这个给你看,他说,1945年,外尔在这个框架里画了一张图,1991年,你在BJ画了另一张图,他要我带你来看,让你知道你不是第一个试图把数学统一起来的人,但你是第一个在用巨型机和并行算法去做的。”

陆沉接过那本合订本。

纸张很脆,边缘一碰就掉渣。

外尔在这篇论文里画了一张示意图——代数和拓扑之间用一条粗线连接,旁边标注着一个当时还没有被证明的猜想。

那个猜想后来被证明是错的,但外尔画出的那条线,启发了整整一代数学家。

他把合订本轻轻合上,放回书架。

下午余下的时间,萨纳克带陆沉参观了富尔德楼的其余部分。

走廊里铺着暗红色的地毯,走上去没有声音。

萨纳克在一扇关闭的门前停下,指了指门上的铜牌——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在这栋楼里工作了二十多年,直到去世。

他推开门,里面是一间不大的办公室,陈设保持着原样——一张木制书桌,一把转椅,墙上挂着一块小黑板,上面还留着几行粉笔字,是爱因斯坦的手迹,写的是一个关于统一场论的不完整方程。

“爱因斯坦说过一句话,”萨纳克站在门口,没有走进去,“他说,上帝不掷骰子,但他真正想说的是,这个世界应该有一套统一的规律,数学的任务就是找到它,你在做的事情,某种意义上就是找这套规律,不是用哲学去找,是用图论、拓扑、并行计算去找。”

他看着陆沉。

“将来如果有一天,你想来普林斯顿,不是来读学位,也不是来接受NSF的资助,而是作为访问学者,带着你自己的课题组,带着你们在中国跑出来的数据和方法,来和我们的团队做联合攻关,高等研究院的门对你敞开,不是因为你是满分金牌,是因为你画的那张图。”

走出富尔德楼时,普林斯顿的暮色正在降临。

冬天天黑得早,还不到五点,西边天空已经泛起一层淡紫色的暮霭。

戴维开车送他们回火车站,陆沉坐在副驾驶座上,看着窗外掠过的普林斯顿小镇。

老书店、咖啡馆、白色尖顶教堂,每栋建筑都像从十九世纪的版画里走出来的。

戴维在车上没怎么说话,只是在等红灯的时候忽然开口。

“萨纳克教授今天破例了。”

“什么破例?”

“他从来不亲自带人参观图书馆,更不会推开门让人看爱因斯坦的办公室,”戴维的手指在方向盘上敲了敲,“他是真的把你看作同道,不是看作学生。”

火车站的月台上,二月的风从特拉华河方向吹过来,冷得人直缩脖子。

戴维把羽绒马甲的拉链拉到最高,和陆沉握了握手,又递给他一个信封。

“萨纳克教授让我交给你的,里面是他关于引理7的初步手稿复印件,他说,等你回国以后,如果引理7b遇到困难,可以写信来,他有几个思路来不及推完,但也许对你的团队有用,他不是要指导你,是要和你的课题组合作。”

陆沉接过信封。

信封没有封口,里面是一叠对折的打印纸,纸边潦草地写着一些公式和批注。

最后一页的末尾,萨纳克用铅笔写了一行小字:“致陆沉与你的课题组——这扇门不关。P.S.”

火车缓缓启动,普林斯顿的灯光在车窗外交错后退。

陆沉把信封放进随身书包里,和霍夫曼那份资助方案副本、索科洛夫Elbrus-1上电成功的确认函放在一起。

他翻开便签本,在画满桥的那一页,在华盛顿节点旁边又加了一个新节点,普林斯顿。

从普林斯顿出发,他画了一条实线,穿过后续数页上那些还很空旷的待填位置,一直延伸向第五站圆圈中那个孤零零的词——旧金山。

——

从普林斯顿到波士顿,考察团继续坐火车。

孙处长在月台上清点人数时,特意把陆沉叫到一边,递给他一份刚从国内传真过来的文件。

文件抬头印着国家信息基础设施数学基础联合课题组的红字,下面是何巍的笔迹——不是信,是一份简短的进展报告,通过国防科大的传真线路转发到华盛顿,再由使馆的工作人员送到孙处长手里。

“何巍发来的,”孙处长说,“新西伯利亚那边进展很快,程锋的图兰构造性算法在Elbrus-1上跑通了第一轮并行验证,性能数据比预想的更好,索科洛夫已经在安排第二轮大规模测试。”

陆沉接过传真件。

何巍的字迹还是那么用力,每一笔都像用刀刻的。

报告末尾加了一行个人的话:“索科洛夫老师说,Elbrus-1的第一个用户的位置,他给你留到今年年底,程锋说,他在机房里待了三十六个小时没出来,出来的时候西伯利亚的雪已经下到膝盖了。”

火车在波士顿南站停靠时,已经是下午两点。

波士顿的二月比华盛顿更冷,大西洋吹来的海风带着一股咸腥的潮气,把车站顶棚上的积雪吹得簌簌往下掉。

来接站的不是学者,不是政府官员,是一个穿着MIT卫衣的年轻人,二十出头,平头,手里举着接站牌,上面写着一行歪歪扭扭的中文:“欢迎中国考察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