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看着软盘上那张手写的标签，看了很久。
标签上写着“MathLib·1990年7月·海德堡”。
“你在海德堡拿了满分金牌，回来第一件事是跑到中关村给我送代码，”他把软盘拿起来，放进工作台最上面的一个抽屉里，那个抽屉里只放了一样东西——上次陆沉帮他改过的那张样条模块软盘，“你知道吗，我在中关村干了十几年，见过很多从国外回来的，回来的第一件事，大部分人是忙着发文章、评职称、分房子。”
他把抽屉关上。
“你是第一个，回来的第一件事，是给一台机器写代码。”
晚上老家那边打来电话。
是陆庆国，语气是藏不住的春风得意，“周教授今天打电话到码头上找我了，说恭喜我生了个好儿子，还说国家教委发了文件，你们这批IMO队员在BJ参加一个什么座谈会。”陆庆国夹了一块鱼肉，慢慢嚼着，“他又说，中科院那边给你安排好了，以后每周三天在数学所，两天在计算所，工资按特聘研究员的待遇发。”
李秋萍抢过话筒，“还说你上次在友谊宾馆开的那个会，钱学森点了你的名。”
陆敏更是惊讶，“弟，你是不是快成国家的人了？”
“他一直都是国家的人。”陆庆国笑了笑，“从他在莫斯科把国旗举起来那天就是。”
“你上回在码头修那台吊车的时候，跟赵大江说了一句话，你说把心用进去，赵大江后来跟我说了好几回，他说他修了十几年机器，头一回有人跟他说这个。”
“你爹没读过几年书，数学的事不懂，但用心这件事，爹懂。”
“你在海德堡拿了金牌，在BJ见了钱学森，中科院给你发了工资，这些事我听了像听天书，但我知道你是怎么做到的——就是把你修电台、画图纸、写证明的那股劲，一天一天地攒下去。”
“爸，”他说，“我在海德堡的时候，有个美国人来找我，说可以带我去普林斯顿，最好的教授亲自带我，还有个苏联人来找我，说可以把全苏联最快的计算机给我用。”
“我都没去。”陆沉说，“因为我在海德堡领奖台上举国旗的时候，想的是这面旗子，不只是我一个人的。”
陆庆国沉默了很长时间。
井边的蟋蟀一声一声地叫着。
远处内河上的货船鸣了一声低沉的汽笛。
“你比爹强，父母没本事，也啥可教你的，你以后每周要在数学所和计算所两边跑，要吃好饭。你才十一岁，正长身体。”
陆沉应了一声。
他把那枚IMO金质奖章从口袋里掏出来。
奖章在手指间沉甸甸的，正面是会徽，背面刻着“1990，Heidelberg”。
他想了想，走进邮局。
准备把奖章寄回老家。
位置都想好了，就放在那面贴满奖状的墙上——就在母亲裱好的那张《人民日报》剪报旁边。
他还记得，挂断电话前陆敏突然问。
“弟。”
“嗯？”
“你下次回来是什么时候？”
“不知道。”
“你在BJ给我写信，我把数学成绩再提十分，你拿了金牌，我不能太丢人。”
“你已经不丢人了。”
“年级前十算什么不丢人，等我考进年级前三再跟你说。”
“姐，你那二十块钱我还没花。”
“那二十块钱是让你买吃的用的，不是给你存的。”
“到了BJ就去买点好吃的，要是让我知道你拿着那二十块钱舍不得用，我暑假去BJ亲自盯着你花。”
——
八月二十八号，一切准备就绪，课题组正式运转了。
天还没凉快下来，招待所院子里的知了照样从早叫到晚，但活动室里的气味变了。
原来只有油墨和草稿纸的气味，现在多了一种——插电的机器热了以后散发出的那种淡淡的焦甜。
数学所从计算站调了两台终端过来，CRT显示器摆在大桌子上，屏幕的绿光把坐在前面的人脸照得发青。
方磊第一天坐上终端前面的时候，两只手放在键盘上，半天没动。
他以前只在报纸和杂志上见过这种机器，现在键盘就在他手指底下，键帽上的英文字母已经被前一个使用者磨得有些发油。
“你倒是敲啊，”宋知行在旁边催他。
方磊深吸一口气，用两根食指在键盘上戳了一行命令。
屏幕上跳出来一个绿色的光标一闪一闪，他盯着光标看了好一会儿，然后又戳了几个键。
终端机发出一声低沉的蜂鸣，屏幕上开始跑一行一行的数字。
那是他写的第一个正经程序，一个用来验证组合数学中某种编码方案的小工具。
数字跑了大概三十秒停下来，最后一行弹出一个结果。
方磊看着那个结果，忽然“啊”了一声。
“不对，少了一个因子。”
他把代码打印出来，拿着打印纸走到靠窗的座位上，用笔一行一行地圈。
圈到第七行的时候他又“啊”了一声，“循环变量初始值写错了。”
顾小北从旁边的终端上抬起头看了他一眼。
她自己的屏幕上也在跑程序——网络最大流算法的一个测试用例。
她的代码已经改了四版，每一版都比上一版少几行，但比上一版多处理一种边界情况。
她把第四版的结果和手算结果对了一遍，全部对上了，然后从桌上拿起一个苹果放在窗台上。
苹果旁边已经放了八个苹果，排成一排。
第九个。
王雪松没有坐在终端前面。
他坐在活动室最角落的那张桌子旁边，面前摊着一张大图纸，上面是他手绘的交换网络拓扑结构。
图很大，足有半张桌子那么宽，用三种颜色的笔画了三种不同的交换层级。
他正在用尺子量某两个节点之间的距离，然后把这个距离换算成信号延迟时间，标注在旁边。
方宜民端着一缸子茶从他身后经过，低头看了一眼，被那张图的精细程度吓得停住了脚步。
“王雪松，你这图是拿什么画的？”
“铅笔，尺子，圆规，”王雪松没有抬头。
“画了多久？”
“两天。”
方宜民端着茶缸子站了一会儿，然后走开了。
走到门口他跟刘领队小声说了一句什么。
陆沉只听到刘领队回答的后半句——“别打扰他。”
陆沉坐在他的老位置上，面前不是终端，是赵大江的便签本。
便签本翻到画满桥的那一页，旁边摊着国防科工委的红头文件和钱学森画蓝圈的那一页。
他正在写一份研究手稿，图兰定理构造性算法的框架设计。
不是证明本身，是证明之前的上层建筑：这个算法要解决什么问题，有哪些输入变量，输出形式是什么，中间需要调用哪些数学工具，这些工具之间的接口怎么定义。
在课题组里，陆沉的正式职务是总协调。
这个头衔听起来很虚，但几天下来所有人都明白了这个十一岁的孩子在做什么。
他不是在解某一道具体的题，他是在给所有人画的图找一个共同的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