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口立着一块临时做的指示牌，上面用英文写着第31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报到接待处，下面是一行德语的小字，方宜民凑近了看了半天没看明白。
接待处的工作人员是个戴圆框眼镜的德国女生，金色头发扎成马尾，说英语带着很重的喉音。
她把六个队员的名字一个一个核对过去，然后分发资料袋——里面有赛程安排、校园地图、食堂餐券，还有一张海德堡的明信片，正面印着内卡河和老桥的彩色照片。
顾小北拿到明信片以后看了很久。
“我要寄给黑龙江那个老师。”她说。
宋知行也拿了一张。
“我寄回家。”
方磊拿了两张。
“一张寄回家，一张留着。”
何巍没有拿明信片。
他把资料袋里的赛程安排抽出来，站在原地就读起来了。
读完之后他把纸折好放进口袋，对陆沉说了一句话。
“第一场考试在后天。”
住的地方是学生宿舍，四人间，上下铺，被褥是学校统一提供的，白色的床单叠得棱角分明，枕头上放着一块薄荷糖。
陈志远塞给陆沉的那两桶方便面和涪陵榨菜被陆沉放在枕头旁边，和那块薄荷糖并排。
何巍睡他下铺，把赛程安排贴在床头的墙上，用从国内带来的透明胶带贴了四个角，贴得端端正正。
王雪松和方磊睡另一张上下铺。
王雪松从行李箱里拿出那本合作网络图，翻到最新的一页——周尧的虚线节点还在，旁边又多了几个新的虚线节点，是集训队里没有入选但一直在保持联系的其他队员。
他把图用图钉按在床头。
方磊躺在床上看着那张图。
“你这图，回国以后还继续画吗？”
“画。”王雪松说，“只要还有人做数学，就画。”
方磊把两只手枕在脑袋底下，看着上铺的床板。
“那这图画不完。”
“画不完才好。”王雪松说。
晚饭是在大学食堂吃的。
德国大学的食堂和中国大学食堂完全不是一回事——没有打饭的窗口，是自己拿托盘沿着一条金属滑道往前走，想吃哪个拿哪个。
滑道里摆着各种陆沉叫不出名字的食物：切成薄片的面包，硬的，表皮裂着口子；白色的香肠，泡在热水里；一碗一碗的酸奶，上面撒着褐色的麦片；还有一大盆沙拉，各种生的菜叶子混在一起，旁边放着一排酱汁。
方磊端着托盘走完整条滑道，最后只拿了两片面包和一碗酸奶。
回到座位上咬了一口面包，脸上的表情像在嚼一块橡皮。
“陈志远说得对。”他把面包放下，“这东西是酸的。”
顾小北倒是吃得津津有味。
她把每种不认识的东西都拿了一点，白色的香肠切了一片尝尝，点点头，又切了一片；酸奶尝了一口，眼睛亮了，把整碗都吃了。
吃到沙拉的时候她停下来，看着碗里一片紫色的叶子。
“这是什么菜？”
没有人认识。
陆沉认识——那是紫甘蓝，前世他出差德国吃过无数次。
但他不能说。
“尝尝就知道了。”他说。
顾小北把那片紫甘蓝塞进嘴里嚼了嚼。
“脆的。有点甜。”她又夹了一片。
何巍从坐下就没怎么吃。
他的托盘里只有一碗酸奶和一片面包，酸奶吃了半碗，面包动都没动。
他的面前摊着赛程安排，边吃边看。
“何巍。”刘领队的声音从桌对面传过来，“吃饭的时候不许看文件。”
何巍把赛程安排收起来，拿起那片面包咬了一口。
嚼了几下，眉头皱起来。
但他没有放下，又咬了一口，就着酸奶咽下去了。
吃完饭回宿舍的路上，他们经过了海德堡大学的数学系大楼。
那是一栋老建筑，墙是米黄色的，窗户上方有半月形的石雕装饰。
门口立着一块铜牌，上面刻着一长串德语。
王雪松停下来翻译了第一句——“海德堡大学数学系，成立于1546年。”
1546年。
比牛顿出生还早将近一百年。
比清朝入关还早将近一百年。
六个人站在那栋米黄色的大楼前面，七月的德国傍晚，风从内卡河方向吹过来，带着水草和石头的气息。
没有人说话。
不是因为被震慑了，是因为所有人都在心里算同一道数学题——1546到1990，中间隔了多少年。
算完之后，顾小北第一个开口。
“四百四十四年。”她说，“他们盖这栋楼的时候，我们还在明朝。”
“明朝嘉靖二十五年。”王雪松补了一句。
方磊把手插进裤兜里。
“那又怎么样。楼是旧的，题是新的。”
他转身往宿舍走去。
其他人跟上去。
陆沉走在最后，回头看了一眼那块铜牌。
铜牌被傍晚的阳光照得发亮，四百四十四年的风雨在上面留下了斑斑点点的暗色，但字迹依然清晰。
他想起彭老师说过的那句话——“数学不是一座一座孤岛，是同一片海。”
这片海，德国人在1546年就开始游了。
而他们，1990年才正式跳进水里。
来得晚不要紧。
关键是，跳进来了就不打算上岸。
第二天上午，开幕式在海德堡大学的礼堂举行。
礼堂是老建筑翻新的，穹顶上画着壁画，画的是古希腊诸神——雅典娜站在最中央，手持长矛和盾牌，脚边放着一卷羊皮书。
她的两侧是阿波罗和赫尔墨斯，一个掌管光明与真理，一个掌管智慧与口才。
壁画下面，是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队，穿着各自统一订制的队服，坐在雕花木椅上。
中国队坐在第四排左侧。
队服是藏青色的，左胸口印着一面小小的国旗。
刘领队坐在最靠过道的位置，腰板挺得像一块钢板。
方宜民坐在另一头，手里攥着那台从BJ带来的相机，镜头盖拧开了又盖上，盖上了又拧开。
各代表队依次入场。
苏联队走进来时，陆沉的目光跟了过去。
苏联队的队服是深红色的，队员们的个子普遍高大，走起路来肩膀晃动的幅度很小，像一群训练有素的运动员。
走在最后的是一个头发灰白的中年人，戴金属框眼镜——不是索科洛夫。
何巍也注意到了苏联队。
他用膝盖碰了一下陆沉。
“索科洛夫没来。”
陆沉点了点头。
他没指望索科洛夫来。
但确认他没来之后，心里还是有一个很轻的、几乎察觉不到的落空感。
开幕式的高潮是组委会主席致辞。
主席是个六十多岁的德国数学家，白胡子修剪得很整齐，说话的时候两只手撑在讲台边沿，身体微微前倾，像一棵老橡树。
他先用德语说了一段开场白，然后切换成英语。
“数学没有国界，但数学家有自己的祖国。”
他停顿了一下，目光扫过台下三十多面国旗，“你们坐在这里，代表的不只是你们自己。但在接下来的比赛里，当你们拿起笔面对一道数学题的时候，你们和那道题之间，没有国界。”
他举起手里的一本赛题册——密封的，白色封面，上面印着IMO的会徽。
“后天早上八点，这本册子会同时打开。在那之前，你们唯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准备好你们的大脑。”
开幕式结束后，各队自由活动。
陆沉在礼堂外的走廊里被一个戴眼镜的男生拦住了。
男生穿着匈牙利队的队服，笑容明朗，朝陆沉伸出手。
“拉斯洛·科瓦奇。”他用英语说，“去年莫斯科，算法模块，你2.1秒，我35.2秒。”
陆沉握住他的手。
“我记得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