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次的题目是彭老师出的。
他在考试开始前说了一段话：“这次测评的三道题，没有一道是IMO题库里的。每一道都是我根据你们这几个月在集训队里讨论过、碰撞过、卡住过的问题，重新设计的。你们不是在答标准答案，你们是在和我对话。”
试卷发下来。
第一道是代数，关于群作用下的不变量的一个不等式，条件给得很开放，留了好几条可能的证明路径。
第二道是组合几何，涉及一个动态点集的划分问题，题干的最后有一行括号里的字：“（提示：可以考虑提升维度。）”
陆沉看到那行字的时候，手指在桌上轻轻叩了一下。
彭老师把他三维凸包构造的思想，变成了一道竞赛题。
第三道是数论，关于二次域中一个特殊序列的分布问题，题干末尾标注了“本题受周尧同学数论笔记启发”。
陆沉看到周尧那两个字的时候，手里的笔停了一瞬。
然后他低下头，开始写。
四个小时后交卷。
陆沉三道题全写完了，第二题他用了三维提升的方法，步骤比标准解法缩短了将近一半。
写完之后他在证明末尾加了一行附注：“此方法可推广至任意有限点集的k维剖分问题。”
这是他留给彭老师的对话。
交卷的时候，他看到陈志远的试卷上第二题也用了三维提升。
陈志远的字还是那么用力，三维凸包的示意图画得方方正正，像一个微缩的建筑模型。
走出活动室的时候，四月的阳光从走廊的窗户照进来，暖洋洋地铺在地面上。
窗外的槐树已经长出了满树的新叶，嫩绿色的，在风里轻轻摇晃。
操场上有人在踢球，喊叫声和足球砸在泥地上的闷响交替传来。
陆沉站在窗边，看见何巍正蹲在操场边的台阶上，手里拿着那叠草稿纸。
他现在不是在想那个框架，是在把那个框架写成一篇完整的论文。
测评一结束，他就蹲到操场边上继续写。
王雪松从后面走过来，手里端着一个搪瓷缸子，缸子里泡着茶。
他在陆沉旁边站定，也看着操场上何巍的背影。
“他那个框架如果能发表，会是组合数学一个挺重要的进展。”王雪松说。
“会的。”陆沉说。
王雪松喝了一口茶。
“你那个三维凸包构造，彭老师把它出成题了。”
“看到了。”
“被出成题，说明这个方法是可推广、可教学的，它从一个陆沉想到的技巧，变成了一种可以被学会的方法。”王雪松把搪瓷缸子放在窗台上，“后者比前者重要得多，技巧只有一个人会，方法是所有人都会。”
陆沉看着王雪松。
这个上海少年说话的方式永远带着一种工程师式的精确。
他把重要和更重要分得清清楚楚，把一个人和所有人的权重算得明明白白。
但正是这种精确，让他的称赞有了重量。
“你那道题做了多久？”王雪松问。
“一小时多一点。”
“我用了两个小时。三维提升那一步我想偏了，一开始往球面投影的方向走了，绕了一大圈才发现平面提升到柱面就够了。”
王雪松摇了摇头，“不过绕的那一圈也不白绕，球面投影的思路在处理球面点集的时候应该能用上。”
他端着搪瓷缸子往阅览室走去，走了几步又回头。
“你那个方法推广到k维的附注我看到了，等我写完球面投影的笔记，跟你交换。”
晚自习的时候，陆沉把第三次测评的三道题从头复盘了一遍。
第二题的三维提升已经验证过了，他重点看了第一题和第三题。
第一题的代数不等式，他用的是特征标正交关系的路子，写完之后他忽然想到，何巍那个群表示论的框架里有一个引理，正好可以用来给这道题一个更简洁的证明。
他把何巍框架中那个引理的核心结构画在便签本上，然后把它嫁接到的第一题上——推导步骤从原来的七步缩减到了四步。
第三题，周尧的数论笔记。
题干里那个二次域特殊序列的分布问题，本质上是对周尧那个图论方法的一个应用变体。
彭老师把周尧的思路从二次剩余推广到了更一般的代数整数环里的素理想分解，然后用一个具体序列的分布问题来考察这种推广。
陆沉在做这道题的时候，用到的核心构造正是周尧笔记本第一页那个把数论问题转化为图论问题的思想，只是图的结构从原来的奇偶圈变成了更复杂的有向多重图。
他把这道题的证明重新整理了一遍，在证明开头加了一行字：“本题的核心构造源于周尧《数论杂记》第一页的方法。以下证明是该方法在二次域上的一个自然推广。”
然后他把这份整理好的证明装进信封，寄往四川那个小县城。
信寄出去的那天是五月三号。
距离IMO还有两个多月。
——
五月的BJ，槐花开了。
集训队驻地院子里那几棵老槐树，一夜之间挂满了白中带绿的花串，香气从窗户缝里钻进来，把阅览室里的油墨味和草稿纸味都压下去几分。
顾小北每天早上洗漱的时候都要在槐树底下站一会儿，仰着头深吸几口气，然后说一句“今天又能多做一道题”。
陈志远说她这是把槐花当汽油使，顾小北没反驳。
传达室的信件还在增加。
方宜民已经放弃了用橡皮筋分捆，从食堂借了一个装白菜的竹筐，信件来了就往里扔，谁的信谁自己翻。
竹筐放在活动室门口，每天早晚各被翻两次，翻信的声音哗啦哗啦的，像秋天扫落叶。
林枫突然来信，他在信里说他爸托人从深圳带回来一样东西，一个巴掌大的黑色方块，上面有个小屏幕，叫电子词典。
能查英文单词，他第一次用的时候查了algorithm这个词，机器告诉他意思是算法，他站在那儿愣了半分钟，不是说机器有多聪明，是觉得，这个时代真的来了。
他还说长春的机房换了一批新机器，显示器从绿光的换成了一种叫VGA的东西，能显示十六种颜色，他用十六种颜色画了一个排序过程的动态图，机房老师站在他身后看了十分钟，然后问他能不能把这个程序留下来当教学演示。
陆沉把信放进口袋里。
他想起林枫在莫斯科算法模块结束以后说的那句话——“我回去就把三千页习题刷完。”
当时他以为那是一句豪言壮语。
现在他知道那不是豪言壮语，那是一份已经执行了将近半年的计划书。
五月第二周，集训队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那天下午队员们正在活动室里做彭老师发的组合题，方宜民推门进来，身后跟着一个穿灰色西装的中年男人。
中年男人的西装料子很好，但在五月的BJ已经显得有些厚了，领口微微洇着汗渍。
他手里提着一个黑色的皮质公文包，包上印着一行银色的小字——中国计算机发展公司。
“这位是邹工，中关村的。”方宜民介绍得很简短，但中关村三个字让活动室里一半以上的人抬起了头。
1989年的中关村还不是后来的中国硅谷，但电子一条街的名声已经传开了——长城、联想、四通，这些名字都是从那条街上的灰砖楼里长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