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中红那番夹杂着zz恐吓与人格羞辱的讲话，那威力是相当大，如同在香港影坛这片水域投下了一颗深水炸弹，瞬间死伤一片。
冲击波迅速扩散，影响的不仅仅是林青霞一人，更是整个电影圈。
事实证明，在某些领域，对岸那个办事处的“指令”，其约束力甚至超过了港英政府的正式公文。
就在那场压抑的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一种无形的、却又无比清晰的“隔离”便开始了。
电话变得安静了。
原本林青霞在香港落脚后，虽然不及在台湾时门庭若市，但也陆续有一些制片人、导演通过各种关系联系她，探讨合作的可能。
毕竟这可是琼瑶女郎，在台湾也算名气不小，如果能合作自然是很好的。
然而一夜之间，这些电话仿佛都断了线。
几个原本已经谈得七七八八、只差签约的广告代言和商业活动，也纷纷以各种含糊其辞的理由，比如“档期不合”、“品牌策略调整”、“再考虑考虑”之类的，被单方面取消了。
平日里还算融洽的一些朋友，看她的眼神也变得有些闪烁，客气中带着疏离，仿佛她身上携带着某种危险的病菌。
这种无声的排斥，比公开的指责更让人心寒。
这就是香港，现实而精明的香港。
这座浮华都市的生存法则简单而直接：利益至上。
小岛小民，在殖民地的夹缝中求生存、谋发展，格局或许不大，但对风险的嗅觉却异常灵敏。
什么家国情怀、民族大义，在实实在在的饭碗和商业利益面前，显得太过遥远和沉重。
港人不爱听，也不想听，这种习惯一直保留至今。
当范中红代表着一个庞大而重要的市场发出封杀令时，趋利避害的本能让他们迅速做出了选择。
与林青霞划清界限，是最安全、最符合自身利益的做法。
于是，林青霞瞬间陷入了一种极其尴尬的境地。
她满怀憧憬来到香港，希望开拓新的演艺天地，摆脱过去的桎梏。
可剧本才刚刚翻开第一页，她就发现自己仿佛成了孤家寡人。
台湾，因为她的“背叛”而回不去了；
香港，这个她试图融入的新环境，也向她关上了大半扇门。
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立感，将她紧紧包裹。
何去何从，这不仅是林青霞需要考虑的问题，也是陈屿需要考虑的问题。
……
舆论的发酵紧随其后。
第二天，香港多家报纸的娱乐版都不约而同地报道了此事。
虽然措辞不像范中红那般激烈，但指向性却非常明确。
《东方日报》以“林青霞接拍左派电影，对岸震怒下达封杀令”为题，详细描述了会议情况，并引述“圈内人士”分析，认为“林青霞的演艺事业恐遭重创，台湾市场基本无望，香港市场亦将受其牵连”。
《星岛日报》的评论更为直接，一位资深影评人撰文指出：
“林青霞非狄龙，其演艺之路恐就此断绝。”
文章分析道，狄龙是男演员，且成名已久，拥有固定的影迷基础和广泛的东南亚市场，即便失去台湾，尚有转圜余地。
而林青霞作为女演员，其票房号召力更依赖特定市场（尤其是台湾）和特定的银幕形象（琼瑶女郎）。
转型本就艰难，如今又自断一臂，前景实在不容乐观。
她需要香港市场，更需要台湾市场，两者缺一，都足以让她步履维艰。
连一向以中立、理性著称的《明报》也报道了此事。
金庸先生亲自撰写了一篇短评，字里行间流露出惋惜：
“林青霞小姐乃不可多得之演员，才华横溢，如今卷入此等风波，实属可惜。
政治与艺术，本应泾渭分明，奈何……唉。”
文章保持了老爷子一贯的克制，并未明确站队，但那份遗憾之情溢于言表。
而与金庸态度截然相反的，则是同样在《明报》开设专栏的倪匡。
他几乎是迫不及待地跳出来叫好，不仅在自己的专栏里冷嘲热讽，还特意通过相熟的记者放风：
“某些人以为抱上大腿就能飞天，殊不知爬得高摔得重！我看那部《甜蜜蜜》，还没甜到观众嘴里，就要先齁死在自己锅里了！”
他更是得意地提及与陈屿的赌约，声称自己已经联系了导演张彻等人，正在筹备一部“真正有市场、有看头”的电影，准备好好教训一下不知天高地厚的大陆仔。
……
同一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