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秋雨
2005年10月23日,周五,上海。
秋雨从清晨就开始下,不急不缓,淅淅沥沥,像永远流不完的眼泪。外滩的风裹着黄浦江的水汽扑在脸上,冷而湿,带着一股子江底淤泥翻上来的腥气。陈致远站在和平饭店九楼的窗边,看着江面上来来往往的船只。灰色的天,灰色的江,连那些船都像是灰色的剪影,在雨幕中模糊不清。偶尔有汽笛声传来,闷闷的,像从水底冒出的叹息。
他手里端着一杯凉透了的咖啡,杯壁上凝着一圈褐色的渍痕。他没喝,只是握着,让那点残余的温度暖一暖掌心。
“董事长,该出发了。”秘书小声提醒。
陈致远转过身,接过递来的大衣。深灰色的羊绒呢料,两年前在香港定做的,那时候他还比现在重十斤,大衣穿在身上刚好。现在,肩膀处已经有些空荡了,像挂在一副衣架上。他瘦了。瘦了很多。妻子上周见他换衣服时愣了一下,说了一句“你肩膀怎么窄了”,然后没再说话,只是转身去了厨房,他听见抽油烟机的声音突然大了起来。
车子已经在楼下等着,黑色的奥迪,挂着深圳牌照。司机老刘跟了他两年,话不多,车开得稳。从和平饭店到陆家嘴,平时只要二十分钟,但今天下雨,又是周五,恐怕要四十分钟。
车里很安静,只有雨刷器左右摇摆的单调声响。吱——嘎,吱——嘎,每一次刮过挡风玻璃,都像在擦拭一面永远擦不干净的镜子。老刘从后视镜里看了陈致远一眼,欲言又止。
“想说什么就说。”陈致远闭着眼睛。
“董事长,昨晚……太太打电话到酒店,问您什么时候回去。我说您今天有重要会议,晚上回。她让我提醒您按时吃药。”
陈致远“嗯”了一声,手伸进大衣口袋,摸到那个白色的小药瓶。胃药,每天两次,一次一片。他早上忘了吃。
从口袋里掏出药瓶,拧开,倒出一粒,没有水,就这么干咽下去。药片卡在喉咙里,苦涩的味道慢慢散开,像某种预兆。他想起父亲常说的一句话:药能治病,但治不了命。那时候他不懂,现在好像有点懂了。
车子堵在延安东路上。雨越下越大,打在车顶上噼啪作响,像一万颗小石子从天而降。陈致远看了看表,九点二十。约的是十点,上海银行总行信贷部。应该来得及。
但他的眼皮一直在跳。左眼跳财,右眼跳灾。是左眼还是右眼?他分不清,只觉得两边都在跳,跳得心烦意乱,跳得他太阳穴突突地疼。
手机响了。是赵敏。
“董事长,您到上海了吗?”
“在路上。怎么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那两秒钟里,陈致远听见了赵敏压抑的呼吸声,像一个人在深水里憋着气。然后她的声音传来,很轻,但每个字都像钉子,一颗一颗钉进他耳朵里:“刚才……杭州那边来电话,三建集团停止供应混凝土了。说我们上笔款拖了三个月,他们撑不住了。”
陈致远的心一沉。三建是公司最大的混凝土供应商,华东地区十几个工地,一半以上用他们的料。
“其他供应商呢?”
“我刚才联系了水泥厂和钢材商,他们……都在观望。说如果三建停供,他们可能也要跟。”
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块,倒了。
“知道了。等我从银行回来再说。”
挂掉电话,陈致远看向窗外。雨中的上海,依然繁华,依然忙碌。行人打着伞匆匆走过,车辆排成长龙,红绿灯在雨幕中明明灭灭。南京路上那些老字号的金字招牌在雨里发着黯淡的光,和平饭店的绿色铜顶被雨水冲刷得发亮。这一切都和他无关。他的世界,正在以另一种方式崩塌。
车子终于开进陆家嘴。上海银行总行大楼,三十八层,玻璃幕墙在雨中泛着冷光,像一把巨大的刀,直插天空。
九点五十五分,陈致远走进大厅。大理石地面光可鉴人,巨大的水晶吊灯从天花板垂下,照得一切都亮堂堂的。但陈致远感觉不到暖意,只觉得冷,从骨头里渗出来的冷。
信贷部在十八楼。电梯上升的时候,陈致远看着楼层数字跳动:10,11,12……每跳一个数字,他的心就往下沉一点。电梯里还有别人,两个穿西装的中年男人在低声交谈,说哪家基金又发了新产品,说股市最近涨得好。陈致远听着,觉得那些话像是从另一个世界传来的。
门开了。走廊铺着厚厚的地毯,踩上去悄无声息,像走在坟场上。信贷部会议室的门敞开着,里面已经坐了四个人。看见陈致远进来,为首的一个中年男人站起来,脸上挂着职业性的微笑。
“陈董,欢迎欢迎。路上辛苦了吧?这天气真是……”
寒暄,握手,落座。茶水端上来,碧螺春,香气扑鼻。但陈致远没碰。他怕自己端起茶杯时手会抖。
“王行长,客套话就不多说了,”他开门见山,“我们公司那笔五千万的贷款,下个月五号到期。续贷的材料,上周已经报上来了。不知道审批进展如何?”
王行长姓王,单名一个“伟”字,上海银行信贷部总经理。五十岁上下,戴金丝眼镜,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他端起茶杯,慢慢喝了一口,然后放下。杯底磕在大理石桌面上,发出一声清脆的轻响。
“陈董,您也知道,现在的大环境……亚洲金融危机影响还没过去,总行对风险控制抓得特别严。特别是对房地产、建筑这些行业,审批尺度收得很紧。”
“我们不是房地产,是园林绿化,”陈致远纠正他,语气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急切,“而且我们有充足的抵押物,有稳定的现金流……”
“陈董,”王行长打断他,笑容不变,但眼神冷了,“您公司的报表我看了。今年上半年,营收增长百分之十五,但净利润下降百分之八。应收账款周转天数从去年的一百二十天上升到一百八十天。现金流……连续两个季度为负。”
他翻开面前的文件夹,抽出一张纸,推到陈致远面前。纸很薄,但在陈致远眼里,它重得像一块墓碑。
“这是总行风控部门出具的初步意见。他们认为,园林绿化行业受政府投资影响大,周期性明显,且普遍存在垫资施工、回款慢的问题。风险评级……从A级下调到B级。”
B级。这意味着什么,陈致远很清楚,贷款额度收紧,利率上浮,续贷困难。在银行的内部语言里,B级就是“随时准备撤退”的意思。
“王行长,我们合作这么多年了,”陈致远的声音依然平稳,但手心已经出汗,粘腻的汗,“从1992年第一笔五十万贷款开始,我们从来没有逾期过,从来没有违约过。冠景园林的信誉,您是知道的。”
“我知道,我当然知道,”王行长点头,语气里带着一种近乎真诚的惋惜,“陈董您的为人,我是敬佩的。但是……规矩就是规矩。总行下了死命令,B级客户原则上不续贷,只收不贷。我也是没办法。”
会议室里安静下来。窗外的雨还在下,打在玻璃上,汇成一道道水痕,蜿蜒而下,像眼泪。陈致远看着那些水痕,忽然想起女儿小时候在窗上画画的场景。她用胖乎乎的手指在雾气上画了一朵花,然后看着它一点一点消失。她哭了。他说别哭,爸爸再给你画一朵。但他画的那朵,也很快就消失了。
“一点余地都没有?”他最后问。
王行长沉默了几秒。然后他压低声音,身体微微前倾,像在分享一个秘密:“陈董,说实话,如果您能……补充一些抵押物,或者,引入战略投资者,改善一下资产负债表,也许还有转机。”
“需要多少?”
“至少……再抵押三千万的资产。或者,有国资背景的企业担保。”
三千万。陈致远心里快速盘算——公司账上能动用的资产,最多还能抵押出一千万。剩下的两千万,从哪里来?国资背景的担保?他认识几个国企的老总,但那种担保,欠的是人情债,比高利贷还难还。
“王行长,给我一点时间。”
“最多两周,”王行长看看表,动作很轻,但那个动作本身就像一记重锤,“十一月五号到期,您最晚十月三十号要给明确答复。否则……我们只能按程序走了。”
按程序走,就是起诉,查封,强制执行。
陈致远站起身,伸出手。王行长也站起来,握手。两只手握在一起,一只冰冷,一只湿热。陈致远注意到王行长的指甲修剪得很整齐,而自己的指甲缝里,还残留着泥土的颜色——那是上周去苗圃视察时沾上的,洗了好几次都没洗干净。
“谢谢王行长。”
“陈董保重。”
走出银行大楼,雨还在下。老刘撑着伞迎上来,陈致远摆摆手,自己走进雨里。雨水打在脸上,冷得刺骨。他站在台阶上,看着陆家嘴那些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看着那些玻璃幕墙反射出的、破碎的天空,忽然感到一阵眩晕。
手机又响了,这次是张北川。
“董事长,怎么样?”张北川的声音很急,带着一丝掩饰不住的紧张。
“拒了。”陈致远只说两个字。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然后张北川说:“我这边……刚接到消息,钢材供应商也停了。杭钢那边说,再不付钱,就发律师函。”
第二块骨牌。
陈致远坐进车里,浑身湿透,但感觉不到冷。他只感觉到一种麻木,从脚底蔓延上来,像冬天的冰水,慢慢淹没身体。车窗外的世界变得模糊,只有雨刷器还在机械地摆动。吱——嘎,吱——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