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他们带着方案和报价去见黄厂长。
黄厂长看了看图纸,问了几个技术问题——排水坡度多少?树坑挖多深?草坪用什么品种?刘国栋对答如流,连土壤pH值都报出来了。
最后,黄厂长在报价单上签了字。
“先预付三千,完工验收合格后付尾款。”
他抬起头,看着陈守拙。
“什么时候能开工?”
“三天后。”陈守拙说。
走出电子厂的大门,阳光很好。
陈守拙突然想笑,他忍住了。但刘国栋看到了他嘴角的弧度。
“想笑就笑吧。”刘国栋说。
陈守拙没笑。
他点了一支“大前门”,烟还是呛。但这次,他觉得味道有点不一样。
远处,那个写着“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广告牌还在。
那几个字,又大又红。
像一枚印章盖在天上。
开工那天,陈守拙起了个大早。
天还没亮透——那种灰蒙蒙的、介于黑夜和白昼之间的光。他蹲在苗圃里,用手一棵一棵地摸那些树苗。法国梧桐,树干笔直,像站军姿的兵。夹竹桃已经带了花苞,鼓鼓囊囊的,憋着一股劲儿。三角梅就更不用说了,枝条上全是细密的刺,扎手。
他租了辆小货车。说是货车,其实就是个破面包车把后座拆了,车厢底板上有几道深深的划痕——不知道拉过多少趟货了。司机姓吴,潮汕人,说话跟打机关枪似的,每句话结尾都要带个“啦”。
“陈老板,今天拉什么啦?”
“苗木。”
“发财了啦?”
“发什么财。”陈守拙笑了笑,没接话。
他和司机把苗木一株一株搬上车。法国梧桐太重,得两个人抬;夹竹桃轻一些,但枝条容易折断,得小心码放。三角梅最麻烦——那刺扎进肉里,又痒又疼。陈守拙的手背上很快多了几道红印子。
刘国栋那边也没闲着。天刚亮他就去了建材市场——说是市场,其实就是路边一溜儿摊档,堆着水泥、沙石、砖块。他一家一家地比价格,最后在一家河南人开的摊档前停了脚。
“水泥要425标号的,别拿325糊弄我。”他蹲下来,用手指捻了捻样品。
“老板你放心啦,我这都是正品。”河南口音,憨厚里透着精明。
“沙呢?哪里的沙?”
“东江的,水洗沙,干净。”
刘国栋抓起一把沙,凑近看了看颗粒大小,又松开手让沙从指缝漏下去。“行,送到蛇口电子厂,今天上午能到吗?”
“能。”
电子厂的工地上,四个工人已经等在那里了。
都是陈守拙在苗圃认识的熟手——老周、阿强、大刘、小四川。老周年纪最大,四十出头,话最少,干活最稳。阿强年轻,手脚麻利,就是毛躁。大刘壮得像头牛,扛水泥袋一个人顶俩。小四川最小,才二十,跟着老乡出来打工,啥都不会,但肯学。
“都来了?”陈守拙跳下车,拍了拍手上的土。
“陈哥,这活儿多大?”阿强问。
“五百平方。先做个样板。”
“工钱呢?”
“一天十块,干完结。”
几个人对视一眼,都点了点头。一天十块,在当时不算低——比工厂里多两块钱,就是累点。
刘国栋拿出图纸,在地上摊开。石灰粉已经准备好了——装在一个蛇皮袋里,大概有十几斤。
“都过来,我给你们划线。”他蹲下来,用手捧起石灰粉,开始在地上画线。
那动作,像写字。
不,比写字还讲究。
他的手指在地面上移动,石灰粉从指缝漏下去,画出一条条笔直的线。花坛的位置——一个直径三米的大圆,圆心正对着厂房的主出入口。树坑的位置——八个点,均匀分布在花坛周围,每个点之间的距离精确到厘米。广场砖的铺贴范围——一个长方形,长十五米,宽八米。
“这里,花坛的圆心要正对厂房的主出入口。”他用脚点了点地面,“差一厘米都不行。”
“树坑挖80厘米深,直径1米2。”他拿起铁锹,在地上戳了个印子,“每个坑都要量,别给我凭感觉。”
“排水坡度要控制在3%到5%之间。”他指了指花坛周围的地面,“靠厂房那边高,靠围墙那边低。水要能流出去,不能积在花坛边上。”
工人们开始干活。
老周负责挖树坑,一锹一锹地挖,土甩在旁边堆成一堆。阿强和大刘搬砖、拌水泥。小四川打下手,递工具、搬材料。
刘国栋不光是动嘴。
他挽起袖子——那件白衬衫的袖子卷到胳膊肘,露出晒得黝黑的前臂——和工人一起搬砖。一块砖大概四五斤,他一次搬四块,来回十几趟。搬完了砖,又去拌水泥。铁锹在大铁盆里翻搅,水泥、沙、水按比例混合,翻过来,搅过去,直到颜色均匀、稠度合适。
白衬衫很快沾满了泥点。
袖口、领口、前胸——到处都是。有一块水泥溅到了他眼镜片上,他摘下来用衣角擦了擦,又戴上。
陈守拙负责苗木的搬运和种植。
每一棵树栽下去之前,他都要检查根系——有没有断根?有没有烂根?根系长度够不够?修剪枝叶——剪掉多余的枝条,减少水分蒸发。然后放进树坑,扶正,填土,踩实,浇水。
“这棵树歪了。”他指着一棵刚种下的法国梧桐。
“哪歪了?”阿强看了看,“挺直的啊。”
“往左偏了两公分。”陈守拙走过去,用手比了比,“挖出来,重栽。”
阿强撇了撇嘴,但还是照做了。
中午。
黄厂长来了。
他穿着一件灰色的确良衬衫,手里拿着一个搪瓷茶杯,杯壁上印着“安全生产”四个红字。他在工地上转了一圈——看了看花坛的位置,看了看树坑的深度,又蹲下来摸了摸刚拌好的水泥砂浆。
没说话。
转了一圈就走了。
陈守拙心里打鼓,追上去问:“黄厂长,您看……”
“干你们的活。”黄厂长摆摆手,头都没回,“我只看结果。”
陈守拙站在原地,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厂房拐角。
刘国栋走过来。“怎么了?”
“没什么。”陈守拙说,“接着干。”
第三天,出事了。
浇筑花坛基础的时候,阿强图省事,往搅拌机里多加了水。混凝土太稀了,流动性太大,浇筑完没两个小时,花坛边缘就出现了裂缝——细细的,像干裂的泥地,从边缘往中心延伸,最长的有十几公分。
刘国栋发现的时候,脸一下子就沉了。
“停。”
所有人都停了下来。
“拆掉重做。”
阿强愣住了。“刘工,裂缝不大,修补一下就行。抹点水泥浆,干了就看不出来了。”
“看不出来?”刘国栋蹲下来,用手指摸了摸裂缝,指甲盖卡在缝隙里,“现在是看不出来。但基础不牢——以后花坛会沉降、开裂。到时候整个花坛都会歪,你负责?”
“哪有那么严重……”阿强嘟囔了一句。
刘国栋站起来,盯着他。“我在哈尔滨干过斯大林公园的花坛,用的是同样的工艺。当时有一个工人也是你这么想的,没拆。三年后,那个花坛裂了一条十公分宽的缝,整个公园的形象都毁了。拆。”
阿强不说话了,但脸上写满了不服气。
陈守拙站在旁边,心里在算账。
半天工,四个工人,每人十块,就是四十块。材料损失——水泥、沙石、砖块,大概五十块。加起来快一百块。
一百块。
他在苗圃干活的时候,一个月才挣三百。这一下,就砸进去小一百。
但他看了看刘国栋的脸——那张脸上的表情,不是生气,是认真。一种近乎偏执的、不容商量的认真。
“听刘工的。”他说,“拆。”
阿强看了他一眼,没再说什么。几个人抄起铁锹,开始拆。
拆掉重做花了整整一下午。
太阳很毒,晒得人头皮发麻。工人们汗流浃背,衣服湿了干、干了湿,留下一圈圈白色的盐渍。阿强把怨气都撒在了铁锹上,每一锹都铲得很深,土甩得很远。刘国栋不说话,只是带头干活——他搬砖、拌水泥、浇筑、抹平,动作比上午还快。
下午四点多,新的基础浇筑完成。
平整,坚固,边缘棱角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