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收过后,承天府的气温一天比一天低。安济湾的海风从东边吹过来,裹着咸腥的潮气和北边森林的松脂味,把明新坊安置区门口那排新栽的槐树苗吹得东倒西歪。林哲裹着那件洗得发白的灰布外套从行政委员会出来,沿着主街往学校走。他要去参加一场他也不知道会开出什么结果的讨论会——讨论会的题目是孙悦定的,叫“我们到底算不算新夏人”。
事情的起因很小。移民子弟学校的一个闽南孩子在课间跟一个西北孩子吵嘴,起因是那个西北孩子嘲笑闽南孩子说官话时把“喝水”说成了“喝髓”。闽南孩子急了,回了一句:“我不是这里人,行了吧!”说完就跑,一直跑出校门,蹲在操场边哭。孙悦当时就在传达室改作业,听见动静走出来,把两个孩子叫到一起,又让丫丫去把陈文翰和几个老师请来。那天下午,她跟几个老师坐在一起,说了一句让所有人都沉默的话:“咱们总是说新夏、新夏,可你们自己心里明不明白,新夏到底是个地名,还是个人名?孩子不知道,大人可能也不知道。那咱们这个‘新夏人’,是不是只能等以后国家建起来了,才不算一句空话?”
赵为民听了孙悦的转述,决定在完全学校开一次公开讨论会,让不同族群的代表都来参加——有穿越前就在的老居民,有刚来没两年的闽南移民,有从山东和浙江逃来的流民,有归化的莱纳佩人,有港口区生活的欧洲归附者,还有几个在矿上做工的非洲裔归附者。讨论会不做决议,不发文件,就让大家随便说。有人愿意谈就谈,不愿意谈就听。
讨论会设在子弟学校的操场上。傍晚的阳光已经不那么刺眼了,照在旗杆顶上那面五星与龙旗上,把旗面照得透亮。孙悦让会务组在操场上摆了几排长条凳,又让食堂烧了几大锅热水,给来的人都倒上一碗。来的人比预计的多,把凳子坐满了,不少人就盘腿坐在地上。陈文翰带着班上几个大孩子来旁听,丫丫带着几个莱纳佩学生坐在旗杆旁边,翠娘抱着女儿坐在后面,老周从渔船队收工回来,连工装都没换就赶来了,裤腿上还沾着鱼鳞。灰狐带着几个莱纳佩猎人坐在靠旗杆的位置,其中一个就是小石头的父亲,怀里还抱着那个已经被磨得发亮的红杉木小鹿。一个荷兰归附者坐在港口区来的那一小群人里,戴着顶旧毡帽,手指上还沾着帆布厂的线头。两个非洲裔矿工并排坐在最后,一个叫巴图,一个叫恩科,都是在煤河县下窑的,来新夏还不到一年。
第一个说话的是个闽南来的织布女工,姓丁,三十五六岁,在纺织厂做工。她站起来时有些拘束,手在衣襟上反复搓了两下,才开口。她说她在纺织厂跟一个西北来的女工搭班,刚来的时候两个人谁也听不懂谁,一个说闽南话,一个说西北话,中间夹一个只会点头的莱纳佩搬运工。后来张小雨在车间挂了个小木板,每天写三句通用官话让大家练。两个月下来,丁大姐也能用官话跟工友聊上几句了。她说,有一回她不慎把整筐纱锭打翻在地,那个西北女工二话没说就蹲下来帮她捡。俩人忙了一脑门汗,直起腰来时,西北女工用生硬的闽南话说了句“莫要紧”。她说那一刻她觉得,自己跟那个西北女工之间,好像不止是工友了。她问:“这算不算新夏人?”
丁大姐刚坐下,一个山东渔民就接过了话,说他觉得新夏人得看房子——没房不叫本地人。他在大明最怕的就是“流民”这两个字,走到哪儿都被当成要饭的打出来。新夏给了房子,给了地,他心里才踏实。有房子了,就觉得自己跟这片地有点关系了,可是到底算不算新夏人,他也拿不准。
陈文翰这时站起来了。他手里还攥着半碗没喝完的水。他看了看操场上一圈一圈坐着的人,说:“我倒觉得,这‘新夏人’三个字,跟他们说的一样,得慢慢品。我从前在龙溪县衙抄文书,逢人代写状纸,抬头落笔都是‘某府某县草民’。草民——草做的民。我记不得自己写过多少次‘草民’了。我从来没觉得不应当。因为大明就是那样,我们就是草。到了新夏,先是让我们登记公民,又给我们分田分房,能上工,能上学,能当代表,还能站在这儿大大方方地说‘我们’。我就想——什么时候我们不再在心里把自己当草了,大概就真的成了新夏人。”
他说完坐下,操场上的空气静了几秒,随即有人附和,说这位先生讲得实在。那个荷兰归附者也开口了,官话说得慢,但意思清楚。他说他在帆布厂做技工,来之前在欧洲是个破产的船帆匠,欠了一屁股债。新夏收留了他,给他工钱,还让他在港口区入了户籍。他一开始只当自己是“外邦人”,后来发现邻居家的孩子会喊他“老范师傅”,矿上食堂的伙夫会给他多打半勺菜,他就觉得自己的工钱和身份跟别人没什么两样。他用一句半生不熟的官话说:“我也不是外人了吧。”
灰狐是等了好一会儿才开口的。他站起来,往前跨了半步,像是要把自己站得更直一些。他用通用官话说:“我原来,是莱纳佩人。后来,新夏人说,我们是殷商后人,是兄弟。再后来,我当了治安协理员,我入了籍,我有了名字,灰狐。我闺女上了学,我儿子在防卫军侦察班。我现在,还打猎,还认得森林里的路。可我,是不是新夏人?”他拍了一下自己的胸口,声音有点颤。“林哲说,公民不分血统。孙校长说,殷族夏族,都是兄弟。那我想做新夏人。可以吗?”
他问得这样直白,操场上不少人都抬起头来看他。林哲忽然想起来,当初灰狐第一次带着部落来归附的时候,手里没有拿任何武器,只是拍了拍自己的胸口。现在他又在拍胸口了,问“可以吗”。林哲慢慢站起来,走到旗杆前面,转过身,面对所有人。他的声音不大,但操场安静下来,每个字都能听清。
“你早就是了。灰狐,从你放下武器走上码头的那一刻,你就是新夏人了。”
灰狐看着他,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说个“谢谢”,又觉得不合适。最后他重重地点了一下头,坐下了。
巴图也站了起来。他的官话还很不流利,夹杂着从矿区学来的西北词和几个莱纳佩语词。他说自己是从很南边被荷兰船带来的,刚来的时候什么也听不懂,只会在井下背煤。后来有个莱纳佩矿工用木炭在地上画小人教他认“上下左右”,有个闽南师傅用拼音教他念“安全”。他拍了拍自己的安全帽,说:“帽子,新夏给的。饭,新夏给的。我,新夏的。”他说完就坐下了,最后一个字咬得特别重。恩科在旁边笑,露出一排白牙,也学他说了一句:“新夏的。”
讨论会开了一个多钟头,陆陆续续有十几个人发言。没人说什么大道理,所有人都像在掏自己的肺腑。一个莱纳佩的年轻猎人说,他觉得自己是新夏人,因为他能领工资了,以前打猎只够自己吃,现在领了工钱能给家里买布。一个从北直隶逃来的老妇说,她这辈子没有故乡了,老家让清妖占了,她只求死后能埋在这儿,碑上刻“新夏人”三个字。这话说得轻,但落在在场每个人心上都重。
孙悦最后做了总结。她走到旗杆下,指着那面五星与龙旗说:“你们都看见这面旗了。我可以告诉大家,这面旗以后就是新夏的国旗。你们看它的底子是红的,为什么红?因为这里每一尺土地,都浸过从旧世界逃出来的人的汗和泪。那五颗星,是五个方向聚来的兄弟姐妹——我们是一样的人。中间那条龙,是我们的根,它从华夏来,在这片新大陆抬头。今天你们问‘我们算不算新夏人’,你们问问自己,这些日子,你们为这片地流过汗没有?为邻居搭过手没有?为孩子进过学校高兴过没有?只要有一件,你们就已经是了。”
她说完,从口袋里掏出一只毽子,就是那天丫丫让原住民孩子和汉人孩子踢成一片的那只鸡毛毽子。她把毽子托在手上,高高举起,说了一句话,声音并不高,却让操场边的孩子们都凑了过来:“谁愿意跟我一块儿踢?谁愿意,谁就是新夏人。”她说完就把毽子抛了起来。一个莱纳佩娃娃从旗杆旁边冲出来,一脚把毽子踢给了旁边的闽南男孩。那男孩愣了一下,也抬脚接住。很快,十几个孩子围成一个圈,鸡毛毽子在半空中翻飞,有穿灰布校服的,有穿鹿皮坎肩的,有赤着脚的,有趿着鞋的,谁也没让着谁,可谁也没丢下谁。
翠娘怀里的女儿忽然伸出小手,朝着毽子飞起的方向咿咿呀呀地叫了一声。翠娘低头亲了亲她的额头,小声说:“你也是,小东西,你也是。”
林哲坐在操场边上,把那半碗已经凉了的水端起来喝了一口。他看见陈文翰站在人群里,仰着头看那只毽子,脸上有一种很慢、很轻的笑容。灰狐也笑了,他蹲在旗杆旁边,手里转着那顶矿灯,眼睛一直追着女儿丫丫和那只毽子。丁大姐跟那个西北女工并排站着,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挽起了胳膊。山东渔民跟荷兰归附者坐在同一条凳子上,正拿两片树叶给那只毽子当“起落板”。巴图和恩科蹲在人群外圈,用很慢的官话彼此喊着“来、踢”。晚风从安济湾吹过来,带着海的味道、泥土的味道,还有从食堂那边飘过来的、还热乎着的马铃薯炖菜的味道。
当晚,林哲在笔记本里写道:“今晚的讨论会没有文件,没有决议,孙悦只用一只毽子结束了它。闽南织工和西北女工挽了胳膊,山东渔民和荷兰匠人坐在一条凳上,巴图和恩科用新夏官话互相喊‘来、踢’。灰狐问‘我想做新夏人,可以吗’,我告诉他,从他放下武器走上码头那一刻就是。新夏人不是血统,不是原籍,不是你说什么口音、穿什么衣服。它是你真的愿意跟旁边的人站在一起,把这片地从一片荒野变成家的那个念头。新夏人,是活出来的人。”
(第119章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