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挚坐在他对面，把那只磕缺了壶嘴的旧茶壶拿起来看了看，又放下，沉默了很久。他想起很多年前在雍城甘府后院那棵老梓树下，甘龙说过一句话——“让他在客卿位子上先坐，只要他敢动真格的，天底下还没有哪个得罪了全部贵族还活过十年的变法者。”那时候他们信心满满，等着商鞅自己撞上墙。后来商鞅真的动了真格，割了公子虔的鼻子，黥了公孙贾的脸，在渭水边杀了七百人。他们等到了孝公死，等到了商鞅被车裂，但他们等不到的，是那个他们以为会随之而去的法。
公子虔再也没有露面。他在新君宣布不废法的那天便默默离殿。他走出正殿时，殿外的阳光很刺眼，他已经在殿里站了大半天，阳光照在他脸上那道黑纱上，把黑纱晒得微微发烫。他站在殿外石阶上，用手扶了一下廊柱。廊柱上的漆面冰凉，手指触上去能感觉到漆面下面木料的纹理。他扶了片刻，然后走下石阶，穿过宫门，回到自己那座紧闭了八年的大门里。此后再也没有人见过他踏入朝堂一步。那八只黑陶酒壶被他原样收进黑漆木箱，重新锁回了库房角落。那只木箱在他死后很久才被人撬开，仆人们发现里面的铜镜早已锈迹斑斑，酒壶底部的刻字被磨得比壶身更光滑。
此后几年，秦国的旧贵族陆续发现，没有商鞅的新法比有商鞅的新法更难撼动。以前反对新法可以说“商鞅是酷吏”——这个理由在朝堂上可以公开讲，在封地里可以私下讲，在所有的密会和暗室中都可以讲。现在新君留着法，你反对新法就是反对秦王。没有人敢反对秦王。
商鞅死后，他的遗物被抄没入官。李悝《法经》的抄本在商君府书架上被发现时已经翻得散了页，编绳断了好几处，有人临时用麻线重新穿过，麻线的颜色跟原来的编绳不搭，看得出是匆忙间补的。缺了三篇——那三篇的残片后来在商於封邑的军帐中被找到，上面粘着干涸的粟米粥渍，是商鞅在行军途中一边吃饭一边反复推演秦律与魏律差异留下的笔迹。他在残片上用炭笔标注了很多小字，有的地方改了又改，炭笔的痕迹叠了好几层。商君印被收入秦国内府。后来秦统一六国后，这方铜印被放入始皇的明堂，与其他几件重器并列供奉。铜印上的蛇身剑纹依然清晰，印面刻的“商君之印”四个字经过无数次的使用，边缘已经磨圆了些，但字体仍然端方。商鞅亲笔所刻的一卷竹简——《垦令》——在抄家时被一个不知名的小吏藏进袖口，此后流散民间不知所终。
商鞅死后，秦国的变法轨迹并未中断。秦惠文王继续推行军功爵位制，秦军东出函谷关与魏、楚连年交战，逐步蚕食中原。商鞅设计的县制和户籍体系此时已在秦国运转了多年，每县县令每年向咸阳呈报两卷政绩竹简——一卷记田亩赋税，一卷记军功授爵。这两卷竹简从不曾因商鞅本人的死讯而中断。惠文王之后秦国又经历几代君主，商鞅的法令被继承、修订、加强，最终在秦始皇手中完成了统一六国的大业。而商鞅本人，永远留在了渭水边那片结了冰的河滩上。
后来，有一个叫李斯的楚国年轻人，在楚国上蔡郡做一个小吏。他每天的工作是清点粮仓里的粟米，记录囚犯的名册，日子过得平淡而绝望。有一天他在郡守府的旧书库里偶然翻到一堆被老鼠咬过的竹简，上面刻着残缺不全的法条——那是从商君府流散出来的《垦令》残篇，经过不知多少人的转手，被塞在了楚国一座偏远郡府的旧书库里。李斯把竹简上的灰擦干净，从头到尾读了一遍，然后拍案而起，说了一句话：“商君之法，治世之药也。”他离开楚国，投奔秦国，后来成为秦始皇的丞相，把商鞅的郡县制推向整个天下。
又过了很多年，一个叫司马迁的史官在竹简上刻下《商君列传》。他在结尾写了这样一句话：“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卒受恶名于秦，有以也夫！”——商鞅这个人，天性刻薄，最终在秦国蒙受恶名，确实是有原因的。但司马迁没有写的是，秦国最终统一了天下，用的，正是商君的法。
多年后的一个春天，有个跛腿的老卒牵着一匹老马从函谷关道往西走。他是从秦魏边境回来的——他的小儿子今年春天在河东战场上斩首两级，获爵“簪袅”，分到了河西新垦地的头一批田。他帮儿子把田契核对完之后，沿着渭水北岸的官道往回走，走回咸阳故城。咸阳已经不是秦国的都城了——秦国的都城迁到了更东边的地方。咸阳故城外的商君墓，没有石碑，没有铭文，只是一个矮矮的土堆。土堆上长满了野草，草丛中夹杂着几株不知名的野花。这些年他每年都来，每次来都带一皮囊新酿的粟米酒。他现在已经老得连漱口的牙都没剩下几颗，但他的田宅、他的爵位、他那几个儿子名下的授田文书上盖的县丞朱砂印，每一笔都是商君留下的。他蹲在墓前，把酒囊解下来，沿着墓石洒了一圈。粟米酒渗进干涸的泥土里，发出极细微的咝咝声。他说了一句话，声音沙哑，像是在跟一个睡着了的人唠家常：“左庶长，西河今年又丰收了。斗，还是你定的那只斗。”
风吹过渭河，吹过咸阳城外那些整齐的田垄和界桩。河水早已不再红了，只有土地记得。
全卷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