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位看官：东南西北，是人心的来路与去处；孽起时势，是时代逼出来的选择；债落子身，是这一代还不完的账。
都说我娘是自己摔死的。我不信。直到我觉醒了系统，马哥告诉我：凶手，就在你面前。
我娘死的那天，全村人都说是她自己摔死的。
三天后，我觉醒了牛马翻身系统。
马哥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你母亲不是意外死亡。凶手，就在你面前。”
再后来，我带着四个没人要的姑娘，从贵州一路杀到北京，把那些高高在上的人，一个一个拉下了马。
但那是后话了。故事得从葬礼那天说起。
1994年3月，贵州遵义，牛蹄山脚下。山风冷得能钻进骨头缝里。
天是铅灰色的，压得很低，像是随时要塌下来。坟地边的老槐树还没发芽，光秃秃的枝桠伸向天空，像一双双干枯的手。山坳里雾蒙蒙的，远处的牛蹄山隐在雾气里，只露出一个模糊的轮廓。空气里有股潮湿的泥土味，混着纸钱烧过的焦糊气，呛得人嗓子发紧。
我跪在泥地里，膝盖下垫着一把稻草。稻草已经被泥水浸透了，又凉又硬，硌得膝盖生疼。面前是一座刚堆起来的新坟，土还是湿的，一铲子一铲子拍实了。坟头的土颜色比周围的深，黑黢黢的，像一张张开的嘴。棺材很薄，是村里老木匠赊账打的，说好秋后还。我娘死了。他们说，是雨天路滑，失足跌死的。
我不信。我娘在这条路上走了半辈子，闭着眼睛都不会摔。那条路我走过无数遍，哪块石头松，哪段土软，我娘比谁都清楚。她采药的山路，坡陡、石滑、弯急，可她走了几十年，连崴脚都很少有。可这话我跟谁说去？没人听。
村长抽着旱烟，蹲在坟地边上，吧嗒吧嗒地抽着。烟袋锅子一明一灭，映着他那张满是皱纹的脸。他叹了口气，声音被风扯得断断续续：“丑哥啊，别了。你娘……命不好。”
命不好。这三个字我从小听到大。我娘命不好，嫁了个北京知青，生了孩子，男人跑了。我娘命不好，一个人拉扯我，攒了半辈子钱，到头来一场空。我娘命不好，摔在山沟里，连句话都没留下。可我不信命。我信我娘。我娘说，人活着，就得争。你不争，命就把你踩在脚下。
丑哥。这个名是我爹起的。我娘说，我爹第一眼看到我，皱了半天眉，说“这孩子真丑”，于是就叫了丑哥。后来我爹回了北京，再也没回来。我娘也不让我找他。我问过一次，我娘把碗摔了，我就再也没问过。
我长得其实不难看。我娘说我越长越像我爹，个头高，鼻梁挺，就是小时候皱巴巴的，像个小老头。村里的孩子都笑我“丑哥丑哥，丑到没老婆”。我也懒得理他们。名字是别人叫的，日子是自己过的。
“一北哥，起来吧，跪了三个多钟头了。”安楠跪在我旁边，声音哑得几乎听不清。
她穿了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袖口磨出了毛边，膝盖上补了两块补丁，颜色不一样，一块深蓝一块浅灰。头上戴着孝，白布条绑得歪歪扭扭，她自己不会绑，是李东东胡乱给她系的。眼睛肿得跟核桃一样，眼白上全是血丝，眼皮厚得发亮。她家和我就隔着一道篱笆，我娘从小就把她当闺女养。小时候我娘做鞋，一做两双，一双给我，一双给安楠。我娘说，安楠的脚和我一样大，不浪费。
我摇摇头，没动。我不想动。膝盖麻了，腿僵了，可我总觉得，我要是站起来，我娘就真的走了。跪着，她还在我面前。站起来，就只剩一座坟了。
李东东从人群后面挤过来。人群挤得密，她不管，拿胳膊肘开路，撞了好几个人，有人骂了一句，她回头瞪了一眼，那人就不吭声了。她一身灰扑扑的运动服，袖口挽到肘子上面，胳膊上有一道新划的口子，结了痂，黑红色的。她手里拎着半麻袋纸钱，啪地扔在坟前，蹲下来就点火。
火苗蹿起来，纸钱卷成灰，飞上半空。李东东抓起一把纸钱往火里撒，声音又硬又脆：“婶儿，你安心走。你儿子以后归我们管。有我们一口吃的，就饿不着他。”
她说话就这个调。硬邦邦的，像石头砸在铁皮上。可我看见她扔纸钱的手在抖。她烧了好几张，没烧着的纸角掉在泥里，她捡起来，又扔进去。火光照着她的脸，眼睛亮得吓人，不知道是火映的，还是憋着泪。
张茜茜站在人群最边上，没说话，手里紧紧攥着五根孝带。她做事从来都有条理，丧事上人手不够，她一个人把来吊唁的人安排得明明白白，谁烧纸、谁端茶、谁守夜，一张小纸条写得满满当当。村里的妇女都说，这丫头，将来是个当家的。可她不当家谁当家？她养母死了，养父走了，她一个人撑着一个空屋子，不把自己活成一根柱子，早就塌了。
“茜茜，”丁芯小声地从她身后探出脑袋，手里攥着半条白布，“这、这个，安楠姐的孝带……我帮她系？”
丁芯是五个人里最小的，细胳膊细腿，像一株没长开的小白菜。她说话总带着一股怯生生的劲儿，眼睛一落到我身上，就挪不开了。她养母去年走的，走之前把她托给了我家。我娘说，添双筷子的事。可添的不只是筷子，是半张床，是半口粮，是一件一件旧衣裳改小的补丁。丁芯从不抱怨，她只说“够了”“行了”“挺好”。可我知道，她每天夜里都攥着那个铜扣睡。那个铜扣是她亲娘留给她的，铜面磨得锃亮，上面刻着两个字：“心”。
张茜茜点点头，把孝带递给她。丁芯接过孝带，走到安楠面前，踮起脚，小心翼翼地系。她系得很慢，怕系歪了。安楠低下头，让她系。系完了，丁芯又退回去，站在张茜茜身后，像一只躲在大鸟翅膀下的小雀。
这就是我们五个人。王一北、安楠、李东东、张茜茜、丁芯。五个没爹没娘，或者有爹娘等于没爹娘的孩子，在这条山沟里，像野草一样，风吹不倒，雨打不死。
“就是他们家！那个野种——叫王一北的！”
一声公鸭子嗓子划破了葬礼的肃静。声音又尖又利，像一把生锈的刀割在铁皮上。人群呼啦一下让开一条道。让得快的差点摔倒，让得慢的被人推了一把，骂骂咧咧地往旁边缩。
黄老四领着三个跟班闯了进来。这人四十来岁，满脸横肉，额头上一道疤，从眉骨斜拉到嘴角，像一条爬在脸上的蜈蚣。穿着一件油得发亮的夹克，袖子短了一截，露出毛茸茸的手腕。嘴里叼着一根烟，烟灰结了老长，摇摇欲坠。走路一摇三晃，活像一只喝醉了的蛤蟆。村里人都怕他。不是怕他一个人，是怕他背后那根线。那根线连着乡里的赵有德。
赵有德。这个名字在牛蹄村，比村长好使。村长管的是地，赵有德管的是人。他手底下养着一帮人，明的暗的加起来四十多个。北边十三个村，山货、赌场、债，全是他的。前年西河村有个后生不服，要告他，一家四口被塞进麻袋扔进了拖长江。案子到现在没破。村里人夜里吓唬孩子，不说“狼来了”，说“赵有德来了”。
黄老四把烟头往坟前一扔，鞋底一碾。烟头在湿泥里滋滋响了一声，灭了。他咧嘴一笑，露出满口黄牙：“王一北！你娘死了，这账不能赖吧？她活着的时候，在我那儿借了三千块钱。白纸黑字，有借条。现在人没了，这钱你当儿子的不还，说得过去吗？”
三千块。这个数在牛蹄村，够一家人吃三年。我娘活着的时候，连一件新衣裳都舍不得买，她会借三千块？可她确实借过钱。有一年我生病，发烧烧到四十度，我娘半夜背着我走了十里地去镇上，敲开卫生院的门，大夫说要打针，我娘把身上所有的钱掏出来，不够。后来是找谁借的，我不知道。我娘从不跟我说这些。她只说，人活着，要脸。欠了钱，砸锅卖铁也要还。
安楠身子一抖，挡在我前面：“你胡说！婶儿没过过好日子，怎么可能找你借钱！”
“砰！”
黄老四身后一个跟班把安楠推开。那人五大三粗，胳膊比我大腿还粗，一掌推在安楠肩膀上，安楠没站稳，往后一倒，摔在泥地里。手肘磕在石头上，血当时就渗出来了，顺着胳膊往下淌，滴在泥里，很快被吸进去，只剩一个暗红色的印子。
我的眼睛一下就红了。一股火从胸口蹿上来，烧得我嗓子发干、手发麻。我站起来。跪了三个钟头，腿早就麻了，膝盖像被针扎了一样疼。但我还是一步一步走到黄老四面前，声音低得像从地底下渗出来的：“你说我娘欠你钱，借条呢？”
黄老四从怀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在我眼前一晃。纸是黄的，边角磨毛了，像是揣了有些年头。上面写了字，歪歪扭扭的，我只看清“三千元”三个字和右下角一个红手印。“看清楚！三千块，连本带利，今天要么还钱，要么——”
他目光越过我，落在安楠身上。那眼神让我浑身发冷。他上下打量安楠，从脸看到脚，又从脚看到脸，嘴角慢慢翘起来，像在挑一件东西。
“要么，让这丫头给我当两年保姆，抵了。”
我脑子里最后一根弦，“啪”地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