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十一月上旬，首尔的冷风从高楼之间穿过去，没有罗马那种潮湿的缓冲，刮在脸上又干又利。格雷从仁川国际机场出来以后，首先注意到的是城市里越来越多的红色。围巾、横幅、宣传册、志愿者外套，还有正在一张张挂起来的世界杯海报，散落在不同街区。它们还没有形成真正比赛日那种铺天盖地的声浪，却已经像有人提前在灰色街道上垫了一层底色。
朴正勋亲自来接。他比悉尼时瘦了一些，黑色大衣里面挂着新的证件，名片上的职务也多了两行，说话明显比过去稳了不少。格雷拿着名片看了一会儿，说按照自己的经验，名片越长，麻烦通常越多。朴正勋把他的行李交给司机，说自己正在学习。车开上高架以后，他才把当天和后面几天的日程表递过来：竞赛协调、场馆、媒体接待、意大利技术交流、比赛官员流程研讨、赞助晚宴，最后一项被红笔圈了出来——与姜泰旭的非正式会面。
“他为什么单独见我？”格雷问。
“想看看罗马先生身边这个年轻欧洲观察员，是不是只会替欧洲人把话说得更漂亮。”
“我不替任何人讲话。”
朴正勋笑了一下。
“在这里，这句话听起来也很欧洲。”
车窗外的楼一栋栋往后退，格雷突然发现，朴正勋已经学会把刺藏进礼貌里。他没有生气，只问姜泰旭真正想谈什么。朴正勋没有替对方提前总结，只说韩国方面越来越清楚一件事：把世界杯办好，和在世界杯里真正被别人认真对待，根本不是一回事。他们担心欧洲人可以夸韩国的场馆、组织和球迷，却仍然只把韩国队看成比赛背景。说这些的时候，朴正勋没有太多情绪，像是在转述办公室里已经重复过很多次的顾虑，可越是这样，格雷越能听出那种长时间积起来的不甘。
竞赛协调办公室在一栋不算显眼的楼里，走廊墙上却几乎没有空白。场馆进度、志愿者培训、媒体流线、交通模拟和安保分区图一张接着一张，纸角都用透明胶固定，修改的位置被不同颜色标得清清楚楚。格雷去过日本的项目办公室，日本那种秩序更像一种长期形成的职业习惯，做好以后也不太急着向谁证明。这里不一样，所有表格下面似乎都压着一股没有完全藏住的急迫，像每一页纸都在偷偷问：我们准备得够好吗？世界真的会看见吗？
姜泰旭就在办公室尽头等他。五十岁上下，肩膀很宽，握手的时候仍然用力得有些过头，仿佛第一次见面就想确认一下，对面的人究竟有没有骨头。他没有寒暄多久，一坐下就问意大利人到底会不会派真正的技术人员过来。
“目前确认的是观察组。”格雷说。
“他们怕？”
“更接近警惕。”
姜泰旭笑了一下。
“不愧是从罗马来的。连轻视都能换成体面的词。”
格雷看了他两秒，索性不绕了。
“他们觉得韩国现在还不值得他们认真。”
朴正勋握笔的手明显停了一下，姜泰旭反而没有发火，只点了点头，说这才像真话。格雷接着补充，意大利方面至少愿意花时间亲自来看，这说明其中一部分人已经开始担心，自己过去也许看错了。姜泰旭问欧洲人是不是经常看错亚洲，格雷承认会，也把自己算了进去。人第一次看陌生地方的时候，最先看到的常常不是这个地方本身，而是脑子里那张已经画好的旧地图。
这句话让姜泰旭第一次把身体靠回椅背。他把一份韩国队备战材料推过来，说他们不想只办一届“成功”的世界杯。
“还想要什么？”格雷问。
姜泰旭没有绕。
“让韩国足球从被尊重的边缘，走到被害怕的位置。”
“害怕和尊重不是一回事。”
“对长期被轻视的人来说，害怕至少比礼貌有用。”
姜泰旭说，欧洲人总喜欢评价韩国跑得多、拼得狠、不够优雅，可如果比赛根本赢不了，连这样的批评都未必能够得到，只会有人很客气地告诉你，亚洲还需要时间。他说到这里，语气反而比刚才平静了许多：“时间是欧洲人最喜欢送给别人的礼物，因为历史已经在他们手里。”
格雷没有马上反驳。他想起巴尔博萨说过的那句穷人等不起，也想起东京那一晚，朴正勋提到父亲那枚旧徽章时的样子，以及后来在首尔家里，老人把徽章从柜子里重新拿出来的动作。不同的人会把同一种急迫说成完全不同的语言，麻烦就在于，他们往往又并不是全错。
会面结束以后，朴正勋带他去看办公室里的照片墙。历届韩国队的庆祝、失落、拼抢和看台，被密密麻麻贴在上面。正中间是一张旧照片，一个父亲抱着孩子，手里举着一面红旗。格雷看了很久，问是不是他的父亲。朴正勋愣了一下，说不是，只是很像。他父亲最近身体已经不如以前，却仍然坚持2002年哪怕躺着也要看世界杯。老人最高兴的一件事，是儿子终于有了一份能够在邻居面前吹牛的工作，至于具体做什么，他其实搞不太懂，只知道“我儿子在帮世界杯”。
“这是好事吗？”格雷问。
朴正勋没有像办公室里那样立刻回答。他盯着照片墙看了很久，最后只说：“我希望是。”
这一句话反而让格雷记得更牢，因为它没有把国家、父亲、工作和个人野心整理成一个完美正确的答案。
地方赞助商的晚宴从晚上七点一直拖到接近十一点。桌上的酒很多，祝酒词更多，官员说足球连接世界，赞助商说世界杯会改变国家形象，媒体代表说红色会成为亚洲最容易被认出来的颜色之一。格雷听着那些明显提前准备过的句子，忽然想起这一年反复出现的“机会”：雷南的机会，中国队的机会，韩国和日本的机会，皇马和巴萨的机会。所有人都喜欢把机会说成一扇门，很少有人提醒，门后面可能还有楼梯、收费台，以及一群比你更早知道门什么时候会打开的人。
散席以后，朴正勋没有直接送格雷回酒店，而是让司机在一座即将启用的世界杯球场外停了一会儿。夜里的看台还没有真正迎来观众，风从空着的座椅之间钻过去，已经能够带出很远的回声。
朴正勋望着球场轮廓，说：“再过半年多，这里会有很多红色。”
“会。”
“欧洲人会怕吗？”
“会有人怕。”格雷说，“但怕不一定会变成尊重。有时候，它只会让一个原本觉得自己不应该输的人更加生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