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五月三十日，联合会杯正式拉开帷幕。格雷跟着朴正勋从首尔赶赴大邱，整座城市的氛围，比起前几日的筹备状态，已经彻底换了一副模样。赛事标识铺满场馆周围的街道，媒体工作车沿着路边排开，不同颜色的证件区分着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各自能够进入的区域。韩国工作人员的一天从天还没亮就已经开始，交通动线、媒体通道、球队行进路线，还有赛前最后一轮临时调整，一项一项重新核对，谁也不敢觉得昨天确认过的东西，今天就一定不会再出问题。
朴正勋脖子上挂着三张功能不同的证件，一手拿着不停传来声音的对讲机，一手拿着手机，面前还站着两名等他确认事项的年轻志愿者。几分钟里，韩语、英语和日语来回切换，一件事情刚刚处理完，另一件已经从旁边递了过来。好不容易把一辆临时接驳车的安排确认下来，又解决了记者会翻译人员的衔接问题，他才终于有空抬起头，看了一眼站在旁边等了有一会儿的格雷。
“欢迎回来。”
格雷看了看他眼底那层已经遮不住的疲惫。
“这次没提前背稿？”
朴正勋笑了一下。
“现在连出错都来不及提前背。”
赛事整体运行没有出现什么真正的大纰漏，可韩国队的第一场比赛却输得相当难看。主场作战的韩国最终零比五败给了法国。终场哨响以后，大邱体育场看台上的红色还没有完全散去，媒体中心里的气氛却已经明显变了。记者们很快开始讨论韩国和世界冠军之间到底有多大差距，再往后，问题又自然地转到了明年的世界杯——一支能够以东道主身份承受整整一个月世界目光的球队，到底准备好了没有。
对于赛事工作人员来说，球队输五个球当然难受，可真正属于他们的麻烦并不会因为比分难看就暂停。交通还是要跑，媒体还是要接，翻译、安保、车辆和场馆通道也不能因为国家队输了球就跟着乱掉。比赛结束以后，场上球员可以回更衣室，很多工作人员反而才刚进入一天里最忙的几个小时。
媒体区一直有一种压不住的忙。韩国工作人员认真得有些过头，年轻志愿者守在不同出入口，对着来往的外国记者一次次鞠躬；欧洲记者一边抱怨某些流程还不够成熟，一边又已经习惯了东道主尽量解决他们提出的问题。有人因为打印机卡纸在几层楼之间来回跑，有人专门守着电梯给看不懂韩文标识的记者指路，一名英国记者抱怨媒体区的网络连接太慢，过了一会儿，技术人员已经蹲在地上重新检查线路。
格雷看了一阵，转头问朴正勋：“每一句抱怨都得马上解决？”
“理论上不用。”
“实际上呢？”
朴正勋看了一眼周围。
“没人敢让一句‘韩国准备不足’在记者嘴里多待半个小时。”
这句话让格雷越来越清楚地看见，被评价的压力早就不只存在于正式会议和赛事总结里。它已经钻进很多很小的事情里面：打印机坏了多久，车晚了几分钟，一个外国记者站在门口有没有人过去帮忙。很多工作人员真正怕的，甚至不只是事情本身做错，而是第二天某张报纸用一句很简单的话，把所有这些小错误重新解释成“韩国还没准备好”。
第二天，韩国赛区便出现了一个不算严重的小麻烦。一支欧洲球队原定的训练场开放时间，因为临时交通管制不得不调整，助理教练在记者面前直接抱怨赛事组织不够专业。韩国协调人员私下的原话很不好听，觉得对方根本不尊重东道主已经做出的安排，可到了朴正勋这里，那句话最后被处理成了：“双方对于开放时间的理解存在差异，还需要进一步沟通。”
格雷站在旁边听了几次，慢慢觉得翻译真正难的从来不是词汇。很多时候，一个翻译要决定的，是究竟忠实于说话人当时的情绪，还是忠实于这句话说出去以后会产生什么结果。两种忠实有时候并不是同一回事。
晚上，朴正勋躲到媒体中心后面的楼梯间喘口气。他不抽烟，只是这里暂时没人过来找他。格雷站在旁边，说现在还只是世界杯以前的联合会杯，就已经忙成这样，明年怎么办。
“我知道。”
“还有件事。”
“什么？”
“你们太在意欧洲记者怎么评价韩国。”
朴正勋没有否认。
“被轻视久了的人，第一次真的被人拿着笔打分，很难装作不在乎。”
随后几天，一次很普通的判罚争议，让这句话变得更加具体。一场比赛里，禁区边缘出现身体接触，裁判没有吹罚。从不同角度看，既可以认为只是正常对抗，也足够让另一边觉得自己吃了亏。这种球放进任何欧洲联赛里都可能被争论很久，可一旦出现在韩国赛区，讨论很快又会带上“东道主”“判罚尺度”和“亚洲赛事环境”这些更大的词。
赛后新闻区，韩国方面仍然按照此前准备好的方式回应。尊重比赛官员，对于具体判罚不代替裁判作解释，球队如有异议按既定程序处理。姜泰旭也在现场，朴正勋负责英文协调。格雷站在后排，看见工作人员隔一会儿就更新记者提问摘要。没有人要求裁判按照某种方式解释，也没有人阻止球队表达不满，他们现在真正练习的，是怎样把一次争议放进可以重复执行的程序里，而不是让每一次不满都重新变成一场临时战争。
结束以后，姜泰旭问格雷：“怎么样？”
“像热身。”
姜笑了。
“重要比赛都得热身。”
“热身的时候也会有人受伤。”
姜泰旭听出了他的意思，却没有改变看法。他认为，既然争议不可能被彻底消除，组织方至少得知道争议出现以后怎么处理，不能因为一句质疑，就让整套赛事运行跟着失控。
格雷随后要求看原始翻译记录。正式文本里，一句情绪很重的“我们完全不能接受这种尺度”，最后变成了“球队对部分判罚存在异议”；韩国工作人员私下说过的“欧洲媒体总觉得我们会偏袒自己”，也没有进入对外材料。
格雷没有要求所有气话都必须原样公开，只让朴正勋把内部原话和公开版本对应保存。
“明年要是真碰上更大的争议呢？”朴正勋看着那一摞材料。
“那就会多很多文件。”
“听起来很麻烦。”
“总比几年以后所有人一起说‘我当时不是那个意思’便宜。”
日本赛区面对类似问题时，方式几乎走到了另一个方向。一粒进球因为越位被取消以后，森田很快整理出了时间线、允许公开的画面以及规则说明，记者很难从流程里找出什么漏洞，有些本地球迷却觉得这种答复冷得像机器。
格雷从韩国飞过去旁听了一天。日方新闻区连记者提问顺序都照着安排执行，一名外国记者临时追问边裁的位置，工作人员没有现场猜测，只说稍后会提供能够公开的角度。十九分钟以后，材料真的送到了记者手上。
格雷看着森田。
“活成这样累不累？”
“很累。”
“那还这么干？”
“至少知道累在哪一项。”
两个东道主都在学习怎样办一届让世界相信他们有能力办好的世界杯，可处理压力的方式并不一样。韩国更容易被外部评价刺激，日本则习惯尽可能把一切塞进流程。日本工作人员会因为车辆迟到几分钟，在后台觉得自己犯了大错；韩国志愿者也可能因为欧洲记者一句不耐烦的话，晚上回去以后一直想。到了正式报告里，这些东西最后通常只会剩下“优化交通”和“加强沟通”。
格雷开始习惯在正式总结旁边，另外留下那些不会进入报告的人。
联合会杯期间，雷南也发来消息，说完成了无球训练，没有疼。格雷只让他继续记录，别把一次“没疼”当成什么值得庆祝的事情。少年回他说，格雷越来越像医生。
没多久，巴尔博萨又打来电话，说一家葡萄牙俱乐部愿意给雷南提供低负荷恢复环境，条件是获得未来转会的优先权。
格雷只说：“别签。”
巴尔博萨在电话那边笑。
“你把我当傻子？”
“没有。”
“那你急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