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散了以后，露西亚没跟大伙儿一起走。当地律师和巴尔博萨先后出了门，中立翻译也把东西都收进包里，听见露西亚叫了声格雷先生，又把包放下了。
露西亚先看着他，看了好一会儿，才问：“格雷先生，我想问你，你为什么要帮雷南？”
格雷下意识就想纠正这个词。他不觉得自己今天做的事儿能叫“帮”。合同拆开了，对亚洲项目本身也有好处，新的医疗复核、商业再评估、欧洲俱乐部筛选，哪一样都是项目能接着往下做的由头；对他自己来说，也证明了他不是只会替罗马先生跑跑腿、记记东西。真要算，这里头当然也有他的利益。
可这些话到了嘴边，又觉得没必要跟这位母亲掰扯这么清楚。站在他面前的，就是个飞了二十多个小时过来、只想弄明白儿子膝盖会不会被提前踢坏的女人。跟她把项目利益一二三列一遍，不会显得更诚实，只会像又一份她听了一天的官样文件。
格雷想了想，只说了一句：“那份合同太饿了，像要把人吃进去似的。”
翻译听完明显愣了一下，确认他没别的意思，才照原话翻了。
露西亚却笑了一下，笑得很累，没什么开心的意思，全是长途飞行和熬了一天的疲惫。
“我们也饿。”
这一下，格雷反倒接不上话了。
露西亚低头打开那个一直攥在手里的旧皮包，从最里面翻出张照片。边角都软了，磨得起毛。照片上的房子屋顶破破的，墙也不平整，年纪更小的雷南站在门口，怀里抱个足球，磨得都快看不出花纹了。
她说，从雷南很小的时候，周围所有人就跟他们说，欧洲能给孩子未来。更好的训练，更好的俱乐部，更高的工资，还有一家人以前想都不敢想的日子。他们当然愿意信。
“可我越来越不懂，”露西亚的手指轻轻摸着照片上儿子的脸，“为什么每次他们说未来，都得先从家里拿走点东西呢。”
翻译翻完以后，格雷沉默了很久。因为哪怕今天的合同已经比最初厚道太多了，他也没法说露西亚这句话不对。
下午雷南有场三十分钟的热身赛。本来这种级别的比赛格雷不用特意留下，可露西亚已经坐到看台最下面那排了，他最后也站到了场边。
雷南在禁区前接球，没像以前那样靠第一步爆发直接甩脱后卫，先把球轻轻拨给左脚，等防守的重心跟着移过去了，再顺势把球推向远角。门将扑得很快，还是差了半步，球擦着草皮滚进了网窝。
巴西替补席一下站起来好几个。
格雷第一反应却不是看球门，而是看雷南怎么跑。少年进球以后往边线跑了几步，没有伸手摸膝盖，步幅也没有明显变化。露西亚坐在看台下边，两只手从开场就攥在一起，直到雷南被队友扑着抱住，她的手指才慢慢松开。
比赛完了雷南很快跑到场边，额角的汗往下流，脸上亮堂堂的兴奋，一点没藏。
“我妈说你这人挺怪的。”
格雷看他一眼：“这听着不像夸我。”
“她说你不像好人。”
“那确实不是好话。”
雷南一下笑了：“但她说，可以暂时听你的。”
“哪句？”
雷南回头往看台那边望了一眼，又转回来：“她说，让他们等等。”
格雷还没来得及再问，两个队友从后面扑过来把雷南拖走了。少年一路笑着挣，跑回队伍里去了，跟上午坐在合同桌边蔫蔫的那个，简直像两个人。
格雷站在场边看了一会儿，忽然有点明白为什么干这行的人容易上瘾。一个年轻人因为你插了一把手，暂时躲开了一份太急的合同，人很容易产生一种错觉，觉得自己真的能改变他的命运。可这种感觉才最危险。合同才改了一天，雷南的路还长着，今天坐在这张桌边的所有人，也没有谁真的从他的未来里退出去。
晚上罗马先生的电话打过来了。老人声音比格雷离开欧洲的时候更哑，接通以后先咳了好一会儿才顺过气。他没问雷南下午进没进球，也没问露西亚到了以后说过什么，开口就问：“为什么拆合同？”
“医疗和商业绑在一起不合适。”格雷说，“他母亲也不同意原来的做法。”
电话那头停了一会儿。
“你做的决定？”
“我只是把它们拆开了。”
“这就是决定。”
格雷靠在酒店书桌边，握着听筒：“那这是好决定还是坏决定？”
罗马先生没马上答。电话里又传来一阵闷咳，等呼吸平了，才慢悠悠说：“坏决定不会一上来就长着坏决定的样子，好决定也不会。”
格雷拿着笔，在纸上随手划了两个字，又停了：“合着你打电话过来，就是告诉我现在还不知道？”
“我要是什么都知道，就不用你在那儿了。”
格雷沉默了一会儿，又问：“你是不是早就知道我会插手？”
“我知道你会看见他的膝盖。”罗马先生说道，“我想知道的是，你看见膝盖以后，会不会只写膝盖。”
格雷的笔停在纸面上。他把这句话记了下来，却没当成夸奖。罗马先生显然已经开始注意到，他越来越容易把一个具体的人连同他的处境一起带进判断里，而这种倾向究竟会把他带到哪里，还需要继续观察。
“还有事吗？”
“有。”
“说。”
“别因为来了个母亲，就觉得以后每张桌边都有母亲。”
说完，电话便挂了。
格雷拿着听筒站了好一会儿。这才像是罗马先生真正会说出来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