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桌预备会没有圆桌。
会议室普通得让格雷有点失望：长方桌、白墙、投影仪、塑料文件夹和一排矿泉水。窗外是一条窄街，对面面包店正把长棍摆进木篮。若有人从街上抬头，只会以为楼上是会计事务所。
格雷站在门口看了两秒。
霍夫曼从后面推他一下：“怎么不进去？”
“等圆桌呢。”
“买圆桌去家具店啊。”
“你们宣传严重不实。”
他的位置靠门。格雷没把这当羞辱，只理解成清楚说明：新人方便进出，也方便被排除。
屋里十一个人。罗马不在；玛尔塔、霍夫曼、萨拉斯、朴正勋、森田都到了。朴和森田之间隔着一个空位。格雷视线刚停一下，玛尔塔就低声说：“别给空椅子写传记。”
“我什么都没想。”
“你脸上已经写三章了。”
格雷把本子翻开。
投影亮起，屏幕上写着 ASIA 2002。霍夫曼讲世界杯首次进入亚洲、首次双国承办，以及欧洲裁判、转播、商业、本地主办体系之间怎样协调。“协调” 当天出现很多次，却不是每一次都意味着控制：有时只是两套警务系统共享信息，有时是赞助合同冲突，有时是日韩双方都希望同一场发布会别让自己像配角。
格雷没有只数词，开始记每个 “协调” 后面的主语。
会议桌上也没有所谓统一阵营。欧洲顾问之间会为了预算归属争得很难看，韩国方面内部对媒体投入的优先级并不一致，日本代表也有人认为备份交通做得过头。格雷过去很容易把房间理解成 “欧洲” 和 “亚洲” 两边，此刻才发现真正运行起来更像许多短暂联盟：谈转播时电视机构站在一起，谈警务时主办城市更接近，谈裁判独立时玛尔塔与萨拉斯反而比任何国家代表更一致。
立场随着议题变化，这让寻找一个固定的 “谁控制谁” 变得不太有用。真正值得记录的是谁在哪类事项上拥有签字权，以及某个联盟散掉以后责任还剩在哪里。
朴正勋先讲韩国。
“我们希望世界看见亚洲足球的尊严。”
森田接着发言，明显更短：“日本方面优先确保赛事达到既定运行标准。”
格雷心里吐槽，萨米不在场，否则一定会拿这两句开玩笑。他却已经知道，不能把两个人的表达方式直接写成两个国家的性格。
轮到萨拉斯讲裁判交流。他谈培训、身体对抗尺度、抗议管理、主边裁沟通，以及不同联赛文化下如何保持统一规则。
“裁判保护球员，保护比赛，也保护公平。” 萨拉斯说。
布吕克纳第一次开口：“流畅性呢？”
萨拉斯转向他：“什么场景？”
老人反而点头：“很好。那我问具体一点。轻微接触频繁，如果每次都吹，比赛会碎。什么时候流畅性比准确性更重要？”
萨拉斯没有顺着这个陷阱式问法走。
“准确和流畅不能这么排顺序。” 他说，“轻微接触是否犯规要靠统一尺度。危险动作不能因为想让比赛好看就放过去。”
“主场球迷两次因为你吹停而嘘呢？”
“继续按原尺度。”
“转播方说比赛被吹碎，观众流失？”
“那是转播方的问题。”
房间里有两个人低头写字。
布吕克纳问：“你确定外部压力进不了判断？”
萨拉斯沉默一下：“会进。所以培训要先承认它会进，而不是装作裁判没有耳朵。”
玛尔塔看到格雷笔速突然变快，伸手按住他本子。
“别什么都抄。”
“这段有用。”
“有上下文才有用。”
“我又没准备拿去登报。”
“那你就别抄得像记者。”
格雷笑了一下，收住笔。
后面的预算争论更实在。韩国方面希望增加国际媒体接待，日本方面更愿意把钱放交通备份和志愿者训练，欧洲转播方坚持采访区基础设施。所有人都把自己的项目叫 “赛事必要支出”。
玛尔塔听了二十分钟，终于站起来，把白板分成三栏。
“不做会影响比赛运行。”
她写第一栏。
“不做会影响公共安全。”
第二栏。
“剩下的。”
有人问：“剩下的是什么？”
“影响展示效果。”
韩国代表皱眉：“国际媒体接待不能只算展示。”
“那请说明不做会具体坏什么。” 玛尔塔把笔递过去，“不要说国家形象，写操作后果。”
争论立刻降了一半温度。
格雷看着那些被从 “必要” 搬去 “展示” 的预算，比任何关于权力的讨论都更受用。资源有限时，优先级不是谁把话说得最宏大，而是谁能说明不给钱会具体坏在哪里。
午休时，朴正勋和森田同时站在咖啡机前。机器只剩一个杯位，朴先按了按钮，发现森田也等，就把杯子让过去。
森田说：“我喝茶。”
朴正勋说：“那我喝。”
森田又说：“糖在你那边。”
两个人客气了十几秒，谁都没拿。
格雷从旁边伸手把咖啡端走。
“谢谢。”
两个人同时看他。
格雷喝一口：“你们继续谦让。”
朴正勋说：“这是我的咖啡。”
森田淡淡补一句：“也是我的杯位。”
十分钟后，两个人回会议室，又为了志愿者语言培训预算争得半点不让。格雷把这两个场景都记在脑子里。人可以在一杯咖啡上客气，也可以在国家项目上寸步不让；前者不证明友好，后者也不必证明敌意。
中午楼梯间，萨拉斯抽烟抽得比平时急。格雷站到旁边。
“你不是戒了吗？”
“我只是经常决定戒。”
“布吕克纳那个问题让你不舒服？”
萨拉斯看了他一眼：“他满意的时候，我更不舒服。”
“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