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技术顾问负责座席动线，不应该因为韩国国家队输球就被要求调整宣传补偿；一个转播顾问可以建议镜头语言，却不能承诺哪一方一定获得同等数量的全球头条。
玛尔塔把这些边界写得十分笨重，条款里反复出现 “不得据此主张”“不构成”“仅限于”。
格雷以前嫌这种法律语言难看，现在却发现难看有难看的好处，它不给人太多浪漫化的空间。
当晚他们又和朴正勋吃了一顿不算正式的饭。没有翻译团队，没有演示文稿，只剩四个人和几盘已经凉掉的菜。
朴正勋夹了一口菜，忽然说：“我年轻时也踢过。”
萨米眼睛一亮：“什么位置？”
“任何能少碰球的位置。”
格雷笑了。
“我最擅长把球开出边线。” 朴正勋补充。
萨米立刻坐直：“这个我能赢你。哪天比。”
“你们两个比谁先把球踢丢吗？” 玛尔塔问。
桌上第一次没有亚洲、国家、窗口这些大词。朴正勋讲的是小时候父亲不让他踢太晚，因为第二天要上学；说到世界杯时，他也承认很多普通韩国人根本不关心国际形象。
“他们想要什么？” 格雷问。
“赢一场。” 朴正勋说，“很多人就这么简单。”
格雷听着，突然觉得白天那句 “我们不是背景” 并不只属于政府和企业，它也可能只是一个人不想每次打开欧洲电视都只看见别人讲自己的愿望。
晚上格雷约艾琳在旧电影院旁的酒吧见面。艾琳带来一叠欧洲杯照片，法国庆祝很少，更多是荷兰失利后还没离开的球迷、意大利替补、清洁工、志愿者和拆掉球迷区后捡空杯子的孩子。
格雷翻了半天：“你越来越不拍进球了。”
“进球不缺摄影师。”
“那你拍这些干什么？”
“很多人拍失败，只是为了让胜利更好看。” 艾琳把一张清洁工的照片抽出来，“我想留点没有胜利做背景也存在的人。”
她很快问到亚洲项目。
格雷说：“可能首尔、东京。”
“不行。”
两个人同时停住。
艾琳没有发火，只问：“你什么时候有权替我决定行程了？”
格雷沉默了几秒。“没有。”
“那你刚才在干什么？”
“把担心说成命令了。” 他承认，“我能告诉你我知道的风险。去不去，你决定。”
这次争论没有完全解决。艾琳说她不是项目人员，不会因为格雷害怕就放弃报道；格雷说他不希望她用 “你们每次说危险都只是怕别人看见” 这种判断把危险也忽略。
两个人走出酒吧，在电影院海报下站了几分钟。格雷最后请求她如果去亚洲，至少建立固定联系时间，线人来源也别只放一个地方。艾琳问这算不算控制。格雷说算建议，如果她拒绝，他也只能生气。艾琳笑了：“这就好多了。”
临走前她问罗马先生是不是病得很重。格雷沉默太久，答案已经出来。艾琳伸手握住他的手，没安慰，只说：“你怕他死。” 格雷没有否认。她又问：“你怕他死以后自己没人告诉你下一步？” 这句话更刺。格雷抽回手，第一反应想反驳，最后却说可能。
过去他习惯把罗马先生当一个永远在前面开门的人，最近才第一次想到门也许会突然只剩自己面对。
艾琳说害怕很正常，别把害怕变成对别人的命令，然后转身走进夜里。
格雷回办公室时已经过午夜，朴正勋留下的徽章锁在样品柜里。萨米白天偷偷看了三次，第三次被玛尔塔逮住，差点真被列成 “火灾与人为干扰风险”。
格雷坐下来继续看韩国地图，首尔、釜山、新建球场、企业名单和国家队资料仍然陌生，陌生却不等于空白。他在页边先写 “亚洲不是空白，只是欧洲还没学会读”，觉得太像结论，又划掉，改成：“不要把陌生当成空白。” 这句留下。
凌晨两点，罗马先生电话打来。
“明天有人从东京到。”
格雷看了眼钟：“韩国人刚走，日本人就来。这算联合举办的缩影？”
“同一张桌，两套餐具。”
“几套账本？”
电话那边咳了一声。“三套。”
“第三套谁拿？”
“你觉得呢？”
格雷笑了：“欧洲人。”
“还没笨透。”
挂电话后，格雷没有立刻走。他把朴正勋那句 “我们不是背景” 抄进自己的私人本子，却没有放正式报告。
对朴正勋而言，这可能是国家情绪；对欧洲顾问而言，是市场入口；对企业而言，是全球品牌；对普通球迷而言，也许只是想在电视里看见自己的城市。
所有人可以同时说真话，又从同一件事里拿走完全不同的东西。格雷开始明白，复杂的权力不一定靠谎言运转，它更常靠很多份互不相同的真诚彼此借力。
他把这层理解带回协议页重新看了一遍。韩国方面要求共同审批，不只是担心欧洲人拿走话语权；欧洲顾问坚持权限到期，也不只是为了显得清白。
每一条边界都同时保护某一方，也限制某一方。格雷以前更习惯找谁在利用谁，现在却发现成熟的合作往往就是互相利用以后，仍然把不能碰的地方提前写清。
只要边界还需要签字，至少有人会在越过去以前停一下。停一下未必能阻止所有越界，却比默认所有人都会自觉可靠得多，也比口头承诺留下更多可以核对的东西，至少不会最后只剩回忆，以及各说各话的长期争辩。
格雷把协议合上时，窗外已经接近天亮。那份文件没有让韩国、日本或欧洲任何一方变得更可信，只是把下一次争执发生时应该先翻哪一页写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