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句话太小，不足以装进法国王朝或者意大利悲情的大标题，甚至第二天很多报纸不会用；艾琳却拍了他。
格雷在采访区边上问：“为什么总找这些人？”
“哪些人？”
“镜头不会追太久的人。”
艾琳把相机放低。“因为你们要的是能用的痛苦。我想留一点用不上的。”
“我们也没 ——”
格雷说到一半停住。那名替补已经转身离开。他忽然觉得没必要急着替自己洗清。
能不能用、值不值得传播，本来就是他们越来越熟练的判断；一些没有商业价值、没有叙事位置的痛苦，也因此最容易被排除在记忆之外。
赛后的工作区还有一个小插曲。法国方面的赞助人员希望尽快把 “双冠” 字样加进第二天城市活动物料，法律组却要求等官方颁奖和赛事结果文件完成后再使用 “欧洲冠军” 完整称谓。
赞助人员看着表：“也就十几分钟。冠军还能没了吗？”
玛尔塔说：“那就等十几分钟。”
对方有点无奈：“我们明早六点就要开始搭物料。”
格雷也低声问她：“您真担心这十几分钟里冠军被取消？”
“我担心的是习惯。” 玛尔塔把文件夹合上，“今天因为结果太确定跳一次程序，明天就会有人在没那么确定的事上说，反正都知道了。”
格雷没再劝。程序的价值有时候恰恰是在最没有悬念的时候训练出来的。
凌晨，霍夫曼让格雷写赛后观察。第一版太像报告，第二版又太像悼词。格雷写到第三版时停下来，去后门透气。
罗马先生正坐在台阶上抽烟，玛尔塔已经懒得争，只把药盒放在他身边，警告他真要死别挑赛事期间，大家都没空写悼词。
罗马先生说她这种关心方式很省花圈钱。
格雷坐到旁边，把写了一半的纸给他看。老人读完，说其中有一句可以留给自己，不适合进报告：球员会记住那一秒之前，自己仍然相信比赛还有时间。
霍夫曼不会批这种句子，赞助商也不需要，格雷于是把它从正式稿删掉，折起来放进口袋。
他突然理解铁盒为什么越来越重要：有些东西一旦只剩 “是否有用” 这一个标准，就很快会被整个职业清理掉。
罗马先生抽完烟，把烟头压进台阶边的金属桶。
“低地国家结束以后，亚洲项目外围会有你一个位置。”
格雷转头：“您替我要的？”
“对。”
“为什么又不先问我？”
罗马看着清洁车把纸杯、旗帜和呕吐物一起推走。“你在欧洲待太久了。已经会看包装，还没看过包装没完全长好的地方。”
“韩国、日本？”
“还有欧洲人怎么把帮助标价，国家愿望怎么进赛事，企业又怎么把愿望变成合同。”
格雷沉默一会儿：“您去吗？”
罗马没有立刻回答。
“会不会去？”
“如果我去不了，你替我看。”
“您不会在那之前死。”
老人侧头看他：“年轻人总觉得死亡也会按日程表来。”
格雷烦躁起来：“您最近为什么老说这种话？”
“因为有些话要趁对方还不想听的时候说。等愿意听，往往晚了。”
“又是圆桌？”
“圆桌不是终点，只是一间房的入口。”
格雷犹豫了一下。“我以前在海边走廊听过半个词。”
罗马看他。
“金色议会。” 格雷压低声音，“是楼上另一层？”
罗马先生的神情第一次冷下来。
“我只问是不是。”
“你听见过半句，就让它永远是半句。” 老人说，“别拿一个你不知道的词，替世界补答案。”
格雷还想问，罗马已经站起来，把旧黑伞递到他手里：“拿一下。”
“现在又没下雨。”
“我知道。我只是腾手。”
格雷替他拎着伞走回酒店。到房门口，罗马把伞拿了回去，没有再谈那个词。
第二天清晨，法国球迷还在街上唱，嗓子已经哑了。格雷把正式报告交给霍夫曼，把那张删下来的文学句子塞进铁盒底部，又把 “用不上的痛苦” 写在背面。
去找罗马告别时，那把旧黑伞仍靠在老人房间墙边，伞柄被多年使用磨得发亮。格雷多看了一眼，却没有拿走。
很多年后，他仍会把 2000 年的鹿特丹和这把伞联系在一起：法国人举起奖杯，意大利人来不及慢慢输，清洁工已经开始工作，而一个身体越来越差的老人坚持亲眼看完最后一个进球。
那时他并不知道，真正的交接还没有发生，旧伞仍属于罗马，格雷只是替他拎过一小段路而已。
足球外围可以提前准备所有故事，草皮却仍然保留把所有准备在一秒钟内重新排序的权利。
格雷离开鹿特丹时没有再碰那把伞，只把自己的文件袋背在肩上。对他来说，这一点当时并不具有任何告别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