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年底，办公室墙上的世界地图终于换了。
旧地图被烟熏得发黄，欧洲和南美的针孔多得像筛子。萨米负责去买新的，回来时一路吹嘘自己把价钱砍掉了两成，结果玛尔塔刚展开就发现少印了一个国家。
“哪个国家？”格雷问。
玛尔塔把地图拍在桌上：“你问他。”
萨米凑过去看了半天：“这么小，不印也不影响世界运行吧？”
玛尔塔盯着他。
“开玩笑。”萨米立刻改口，“我明天去换。”
“今天。”
“店都快关门了。”
“那你跑快点。”
萨米抓起外套往外走，走到门口还不忘回头：“球场外每天都有国家被忽略，也没见你们这么生气。”
格雷没忍住笑了一声。玛尔塔转过头：“很好笑？”
“没有。”
“那你去陪他换。”
格雷立刻把脸收住。
第二张地图总算没少东西。钉上墙以后，欧洲的线还是最密，南美次之，非洲几条旧路径连向法国、比利时、葡萄牙和荷兰，亚洲却显得很空。罗马先生站在地图前看了很久，手里的咖啡凉了都没喝。
“那里很快会变。”他说。
格雷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哪儿？亚洲？”
“你地图上还剩别的空地方吗？”
“俄罗斯也挺空。”
“那边不是空，是你没资格碰。”
两天后，霍夫曼寄来一份关于2000年欧洲杯的简报。前面几十页都是正常东西：比利时、荷兰联合主办，法国的世界冠军余热，荷兰黄金一代，意大利的稳定，葡萄牙技术流，票务、转播、赞助、安保、跨境交通。最后一页却只写了一句话：低地国家是试验场，亚洲才是答案。
格雷把纸放到罗马桌上：“这算什么意思？”
“说明霍夫曼最近越来越喜欢写废话。”
“你知道他指什么。”
罗马没否认。他走到地图前，用指关节敲了敲欧洲。“这里太熟了。每个项目后面都有旧朋友、旧敌人、旧债、旧合同。你想推一张桌子，桌腿底下压着二十年前的账。”
“亚洲没有？”
“当然有。只是不是我们的账。”
格雷看着首尔、东京和更大片没有标记的区域。
罗马说：“一个地方被欧洲人叫成‘足球荒漠’，项目书就会写教育、培训、普及；叫成‘沉睡巨人’，投资部门会开始算钱；再换个词，叫‘民族梦想’，政府、媒体、赞助商都会找到自己的位置。名字不是事实，名字是入口。”
“那他们自己叫什么？”
罗马看了他一眼：“你终于问了个像样的问题。”
下午，答案的一部分自己走进了办公室。
韩国客人叫朴正勋，三十岁上下，金丝眼镜，西装合身得像量过三遍。他英语说得不快，但每个词都很清楚。进门时手里提着一盒茶。
“见面礼。”他说。
罗马先生看了一眼：“办公室不收礼。”
朴正勋笑了笑：“文化交流。”
玛尔塔在旁边翻文件，头都没抬：“文化也可能构成不当利益。”
萨米正好端着杯子经过，停住脚：“那要不我替办公室承担文化风险？”
玛尔塔抬眼：“你敢拿，我就登记在你个人名下。”
萨米伸出去一半的手又缩回来：“我突然对韩国文化没兴趣了。”
朴正勋被逗笑，最后还是把茶放在桌边，没有再往谁手里塞。
正式谈的时候，反而一点神秘气氛都没有。青训交流、裁判培训、赛事运营、媒体接待、赞助、球迷动员、政府配合、国际形象，每一项都能写进普通合作方案。格雷坐在最边上，原本以为朴正勋会反复谈“足球热情”或者“亚洲市场”，结果对方最关心的却是本地责任。
“如果你们提供裁判培训，”朴正勋问，“课程结束以后，谁签字确认本地体系继续怎么做？”
霍夫曼说：“通常项目方会给建议。”
“建议谁执行？”
“当地协会。”
“那当地协会的人是不是全过程参与？”
“当然。”
朴正勋点头，又问：“如果培训方案失败呢？”
霍夫曼笑了一下：“你担心欧洲顾问把责任甩回来？”
“我担心双方都甩。”朴正勋说，“欧洲顾问说本地不听建议，本地负责人说欧洲经验不适合。最后谁都没错，项目失败了。”
格雷忍不住问：“那为什么不直接照搬成熟体系？至少责任清楚。”
朴正勋转头看他：“你会把英国的球迷管理直接搬到韩国吗？”
格雷想了想：“不会。”
“那为什么青训可以？”
格雷没说话。
朴正勋语气仍然很平：“照搬最容易。失败以后也最容易怪外来顾问。我要的是合作以后，本地还留下能承担决定的人。欧洲名字可以帮我们开门，但不能替我们活。”
会谈结束前，他站到新地图旁边看了一会儿，没有找韩国的国旗贴纸，只伸手点了点首尔和东京之间的海域，又从那里划向欧洲。
“欧洲人谈亚洲，很喜欢这样画箭头。”
格雷问：“有什么问题？”
“箭头只有一个方向。”朴正勋说，“知识从欧洲来，钱从欧洲来，秩序从欧洲来，亚洲负责接收。很方便。”
格雷问：“既然你不喜欢，为什么还来找罗马先生？”
“因为旧网络有经验，也有渠道。”朴正勋转过身，“承认我需要你，和接受你替我定义，不是一回事。”
他走后，办公室安静了几秒。
萨米最先开口：“所以茶到底谁喝？”
玛尔塔把礼品登记簿推过去：“你。”
萨米眼睛一亮。
“先写。来访者赠送，项目人员拒收，转为公共办公消耗品。”
萨米脸垮下来：“一盒茶为什么要写这么多字？”
“因为便宜也能留下人情。”
“那我喝掉，人情不就没了？”
“你喝掉以后，记录还在。”
“你这个人活得真累。”
“谢谢。”
格雷靠在桌边看他们吵，忽然想起自己刚进办公室的时候。那时萨米从谁手里收烟、罗马给谁塞现金、哪个司机替谁垫了饭钱，很多事全靠脑子和默契。现在连一盒茶都开始有去向、有登记、有责任人。这间办公室破旧程度没变，做事方式却已经悄悄变了。
朴正勋走后，格雷还站在地图前。
罗马先生收文件时问：“看够了没有？”
“没有。”
“那你准备看到几点？”
格雷指了指首尔：“他说要摆新桌子，你怎么看？”
“我怎么看不重要。”
“你刚才不是还说亚洲很快会变？”
“变和归谁管是两回事。”罗马把椅子推回去，“你最近有个毛病。看见一个新东西，就急着问它会归到哪条旧线里。人家刚才已经把话说得够明白了，他来借渠道，不是来认祖归宗。”
格雷回头：“所以圆桌也不是什么世界尽头。”
萨米抱着茶盒路过，插嘴：“世界尽头要是还得填礼品登记，我肯定不去。”
玛尔塔从文件后面抬起眼：“你先把今天的登记写完。”
萨米立刻消失。
罗马看着门口，笑了一下：“圆桌当然不是世界尽头。你进了一个房间，才会发现还有楼上。上了楼，也许还有别人根本不住这栋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