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那一夜没有凌晨。
香榭丽舍被人群塞得几乎看不见路面，汽车喇叭、歌声、警笛、酒瓶碎裂和陌生人的拥抱混在一起，像整座城市被丢进一面巨鼓里。
格雷按罗马先生要求没穿西装，只穿普通夹克，把工作证塞进内袋。可这并没有让他变回普通人。
一个年轻球迷爬上路灯挥旗，他第一反应竟然是：路灯断了会不会变新闻画面？警察硬拉人下来，会不会从“全民狂欢”变“秩序冲突”？附近的摄像机得找什么角度拍，才能显得城市既失控又安全。
他很讨厌这种反应，更讨厌的是，这种判断通常还挺准。
罗马先生晚到十分钟，手里拎着份刚印的报纸，纸边还带着潮气。头版照片是法国球员举杯，标题字大得几乎占了半版。
老人把报纸递给他：“你看这标题，妙在哪？”
格雷扫了一眼：“没提巴西。”
罗马先生点点头：“赢球的头版，提输家干嘛。”
格雷皱了皱眉：“这不太公平了吧。”
老人瞥他一眼：“标题从来就不是讲公平的。就是给第二天醒过来的人提个醒，先记着什么。”
两人沿街慢慢走。街边咖啡馆外坐着个老人，攥着条法国围巾哭得像个孩子，周围年轻人围着他唱歌。
格雷忽然问：“这种眼泪……也能是安排好的？”
罗马先生这次答得很干脆：“不能。”
他顺带着提醒格雷，刚沾着点权力的人，最容易犯的毛病就是觉得什么都能操控。其实足球最金贵的那点东西，恰恰是造不出来的。今晚这些眼泪是真的，等明天，才会有人拿去做广告、凑政客合影、做国家团结专题、算球衣销量、写申办报告。活儿都在后面呢——他这眼泪能算在哪一层意义里，全看后面的人怎么摆。
格雷看着那张满是皱纹的脸，心里猜了很久：老人说这些的时候，是在想自己等了几十年，还是想起哪个早就不在的朋友？可一旦上了电视画面，再私人的原因，也会被“全民狂欢”四个字吞进去。
历史不一定撒谎，它只是需要比一个人更大的标签。
街上的狂欢越往上午越疲惫。前一夜还站在车顶唱歌的人，开始坐到路沿；清洁工绕着酒瓶和纸旗忙活；咖啡馆老板一边骂地上的垃圾，一边把电视音量拧大。
格雷跟着罗马先生走了好几条街，才发现胜利不会让所有人按同一种方式快乐：有人只是高兴今天不用上班，有人对着天空像跟去世的爹说话，有几个小孩根本不懂球，就因为大人都跳便跟着蹦。
罗马先生说，这些私人理由到了中午，都会被压成同一个词——庆典。公共叙事没那么大地方，给几百万人分别写脚注。
七点四十分，玛尔塔穿件米色风衣出现，手里还攥着文件袋。
她开口就说正事：巴西那边已经开始收口了，最先跳出来的是赞助商。几套赛后口径都漂漂亮亮的：身体原因不构成失败借口，尊重冠军结果，团队共同承担，未来合作不变，一场失利动不了传奇的根本。
格雷问：“巴尔博萨同意？”
玛尔塔嗤了一声：“他有的选吗？他背后是一整条南美生意线。决赛要是把这条线的市值打崩了，矿区那边那些连巴黎都没来过的小孩，回头报价都得跟着掉。”
格雷想到卢卡斯，第一次这么具体地感觉到：一个球星在巴黎低下头，远处真的会有一大堆陌生人的合同数字跟着变。
八点左右，艾琳背着相机从人群里挤出来，眼下熬了整夜的青黑很重，脸却因为拍到了东西亮着。
罗马先生经过格雷身边时低声补了句“别提工作”，提醒得显然太晚了。
艾琳说她拍到张有意思的，不是冠军也不是球迷，是“你们那种后台”。说着掏出刚洗的小样，焦点落在通道角落，一个灰衣男人拎着把旧伞，伞柄上一道银划痕很扎眼。
格雷盯着那道划痕看了几秒，心里忽然泛起一种很不舒服的熟悉感。瑞士湖边那次外围会面，他似乎见过一把很像的旧伞，只是当时根本没留意拿伞的人，更谈不上知道身份。现在单凭一张照片，还证明不了是不是同一个人。
艾琳看他脸色不对，问：“你认识？”
格雷：“觉得伞眼熟，不算认识人。”
她又问：“能发吗？”
格雷第一反应是先考虑她的风险，张口就说：“最好别。”
艾琳抬眼问理由。他也没法说太透，只说她不知道自己拍到的是谁。有些照片金贵就金贵在——别人知道底片在你手里。
艾琳静了几秒：“你这算威胁我？”
格雷：“算请求。”
她没当场应下来，只说这笔账先记着。末了补了句：“真有一天你也变成张口闭口‘为了你好’的德行，我第一个拍你。”
格雷没忍住，又问了一句：“底片有复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