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米把自己送进医院之前，已经连着好几个月在办公室里碎碎念，抱怨罗马先生从不给他碰“正经生意”。他说这话时总挂着半真半假的笑，像是在酒桌上把那点委屈越说越有滋味：“机场接喝醉的经纪人是我，深夜去酒吧替球探收拾残局、结账的是我，给记者找临时住处、替经纪人订不愿留下姓名的房间是我，那些明明坐商务舱，却总喜欢在账单上装穷的俱乐部代表，垫钱的活儿也全是我！可一到谈转会、分佣金、签合同的时候？谈判室那扇门就像焊死了一样，里面坐着你罗马先生，坐着玛尔塔，现在还多了一个才来几个月的格雷。”
“所以呢？”格雷被他念烦了，终于抬起头，“以后我每次进去以前，都得先问一句，萨米先生今天要不要一起？”
萨米把烟灰“啪”地弹进咖啡杯里：“你先学会好好叫一声‘先生’再说。”
“行，萨米先生——”格雷故意拖长声音，语气里全是戏谑。
“听着真恶心。”萨米皱起鼻子。
“你的要求还真不少。”
“我要求多？”萨米像是终于抓到一个可以抱怨到底的话题，猛地拍了下桌子，“臭小子，你才来几个月？你试过半夜三点在机场等一个吐得满身酒气的阿根廷经纪人吗？你试过替一个法国球探安排那些见不得人的事，第二天还得帮他编理由跟老婆解释为什么酒店电话一直没人接吗？”
格雷撇撇嘴：“第二件事我确实没兴趣知道，你可以省略。”
“那你就闭嘴。”
这种拌嘴在办公室里早算不上争吵。萨米骂过卡壳的传真机，骂过难喝的速溶咖啡，也骂过窗外阴沉得让人心烦的天气，连俱乐部财务部门的人都被他一个个骂过。格雷正处在“把别人的不满全当成嫉妒”的年纪，只觉得萨米嘴碎、贪财、什么事都习惯先算钱。真正让他多留意两眼的，是萨米最近总躲去走廊接电话，回来时袖口沾着酒吧里的烟味，兜里还揣着几张格雷从没见过的名片。
有一次格雷在楼梯间撞见他，正把一只薄信封塞给一个陌生男人。陌生人拿到东西转身就下楼，萨米则靠在墙上点烟，动作自然得像刚才只是借给别人一盒火柴。
格雷停在楼梯台阶上，吹了声口哨：“我是不是应该回避一下？”
萨米吐出一口烟，斜着眼看他：“你什么时候开始这么懂规矩了？”
“那我不问？”格雷耸耸肩。
“这样最好。”
“行。”格雷转身准备上楼，萨米却突然叫住他。
“你就不好奇？”
格雷回头，摊了摊手：“有一点。不过你不让我问，我就不问。”
“那就忍着。”
格雷笑了一下，真的上楼了。那几天办公室压着尼科的合同、两份没处理完的传真，还有一堆杂七杂八的临时差事，这点小事很快就被他挤到了脑后。
尼科签约后第三天，罗马先生把一份文件扔给格雷：“去看拉斐尔·孔蒂训练。”
“又是六号？”格雷挑眉。
“边锋。”
“终于有个会过人的了？”
罗马先生瞥他一眼：“你现在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别懂球？”
“以前踢过。”
“所以才叫你去。”
格雷接过文件，刚走到门口，就听见萨米在后面阴阳怪气地笑：“伟大的球探又要出发了。”
格雷头也没回，只挥了挥手：“机场如果还有喝醉的人要接，这次可以让你去。”
“滚。”
格雷之前在青年邀请赛上见过拉斐尔。这个左脚边锋速度快、重心低，过人动作漂亮得很容易让球探忘了继续看他下一步会怎么选。只是他过掉边后卫以后，总会有大约半秒的停顿，头也会下意识朝看台偏一下，像是在等一阵掌声替刚才那个动作盖章。格雷当时在本子上写过“容易受舆论影响，也容易被嘘声击垮”，后来自己看了两遍，觉得像一份高中生写的实验报告，于是又在旁边补了一句：“过人以后会下意识等半秒掌声。”
这次到训练场，格雷没有先看拉斐尔，反而先注意到隔离栏外站着的两个男人。一个是拉斐尔的父亲，汽修工出身，手背指节上的油渍怎么洗都洗不干净；另一个穿花衬衫、戴墨镜，头发抹得发亮，手里一直把玩着一串车钥匙，笑容里带着一种专门给焦虑父母准备的自信。
格雷已经开始熟悉这一类人。尽管他们很少有资格坐上正式谈判桌，却认识球员的叔叔、夜店老板、二手车商、地方记者、过气青年教练，也认识几个能弄到俱乐部抬头纸和旧传真格式的人。足球里很多肮脏的第一步，往往就是这种人在厨房门口、停车场和看台栏杆边说出来的。
花衬衫男人主动伸出手：“保罗·维蒂，青年球员职业规划顾问。”
格雷和他握了一下：“伊利亚斯·格雷。”
“我知道你，罗马身边的年轻人。上帝啊，那个老家伙居然还没退休？”
“听你的意思，你跟他很熟？”
“这个圈子里谁不认识谁。”
格雷淡淡笑了一下：“一般这么说的人，实际上都没怎么打过交道。”
维蒂脸上的笑容僵了一瞬，拉斐尔的父亲已经没耐心听他们互相试探，一把将格雷拉到旁边，语速很快：“英国那边发试训邀请了！正经俱乐部，青训做得很好！住宿全包，签字费也能谈，我们全家过去以后都有人安排！这才叫机会。你们罗马先生呢？一直看、一直等、过几个月再看。我儿子都十七了，他还能等几年？”
格雷没有接这句话，转头朝训练场上的拉斐尔招了招手。
少年满头大汗地跑过来，额前的头发贴在脑门上。
“你想去英格兰吗？”
拉斐尔父亲立刻插嘴：“哪个孩子不想去英格兰？大球场，大合同，还有电视——”
格雷仍盯着拉斐尔，语气沉了一点：“我问的是你。”
父亲的脸一下沉了下来。
拉斐尔先看看父亲，又看了一眼维蒂，低下头用鞋钉在草地上蹭来蹭去：“我不知道……我想在这里再踢一年。”
“再踢一年？”父亲的声音一下拔高，“你再说一遍？你的鞋是谁买的？训练费谁付的？停车场那辆车坏了三个月，我为什么一直不修？你妈每天晚上对着账单发愁，你看不见吗？”
“我看见了……”拉斐尔的声音很低，“可我怕现在出去踢不上。”
“那你准备等到什么时候？十八？十九？二十？”
训练场另一边已经有人朝这里看，维蒂赶紧上前打圆场，笑着把手搭在父亲肩膀上：“好了，家里的事情回去再谈，大家都是为了孩子。不过我还是要提醒一句，机会不会一直等人，尤其不会一直等一个没钱的家庭。”
父亲听见这话，反而安静了些。
格雷却皱起眉。他原本已经把这个男人归到“控制欲强、容易受经济利益推动”的那一类，可现在站得近了，看见他袖口的机油渍，看见他已经磨偏的鞋底，再想到停车场那辆一直舍不得修的旧车，那几个冷冰冰的词突然显得有些可笑。
“维蒂先生。”格雷转向花衬衫男人，“英国的邀请文件能给我看看吗？”
维蒂的笑容没变：“文件今天没带。”
“那下午送到办公室。”
“年轻人，这行有这行的规矩。有些文件不是谁想看就能看的。”
格雷抬起眉，眼神冷了下来：“那你拿着一份不肯给人看的东西，劝一个十七岁的孩子换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