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月里，格雷从送药瓶的年轻人变成了罗马先生办公室里那个年轻人。这仍旧算不上正式职位，没有合同，没有工牌，也没有固定薪水，甚至找不到任何一张纸能证明他每天究竟替谁工作；事情却一天比一天多，真出了麻烦，又未必有人愿意承认他算员工。他看青年比赛，整理球员家庭背景，去机场接刚从南美来的孩子，陪听不懂当地语言的父亲坐在合同桌边，替喝醉的球探结账，把一份传真送进俱乐部行政楼，再把另一份措辞稍有不同的传真交到记者手里。有一次萨米半夜把他从床上叫起来，让他去找一个突然失踪的十七岁边锋，最后在一家游戏厅里找到人；还有一次，他陪一位球员母亲在签字前哭了四十分钟，第二天那个女人又为了佣金比例和他们吵得像昨天根本没有哭过。那张没有名字的名片也没有在格雷口袋里待太久，医疗中心里的短发女人后来自己出现在罗马先生的办公室，格雷这才知道她叫玛尔塔。她负责的事情比医生多，比普通律师杂，平时很少解释自己究竟属于哪一边。格雷问过一次，玛尔塔只说：“等到一张纸能证明我属于哪边的时候，我通常已经该离开那里了。”萨米在旁边说她喜欢把普通的话说得像遗嘱，玛尔塔当场把他当天准备报销的两张酒馆收据退了回去。
格雷学得很快。穷过的人通常很容易听懂别人什么时候真的开始谈钱，他也慢慢熟悉了这个行业自己的翻译方式。“尊重球员意愿”多半说明价格还没有谈够；“不会出售核心球员”说完以后，电话通常还会继续接；“经纪人没有参与”时，经纪人很可能就在隔壁等消息；至于“家庭决定”，很多时候只是家里声音最大的人终于赢了。罗马先生偶尔也夸格雷，只是他的夸奖很少让人听着舒服。有一次他当着萨米的面说了一句“你比萨米聪明”，第二天开始，格雷连续三天喝到了加盐的咖啡。前两天他什么也没说，第三天直接端着杯子走到萨米桌边，把咖啡全倒进了烟灰缸。烟蒂很快泡成一团发臭的棕色东西，萨米盯了两秒，骂了足足五分钟，从那以后再也没往他的咖啡里加过盐。
六月的一天，罗马先生把一份资料推到他面前。格雷低头看见名字，已经不用再翻照片——尼科·巴莱斯特拉。过去三个月里，他又看过尼科四场比赛，第一天留下的判断没有发生太大变化。这个孩子很少让比赛突然变得漂亮，却总能让周围的人少犯一点错。十七岁的球员通常急着向所有人证明自己，拿球要证明，射门要证明，被换下时连脸色都要证明自己不服；尼科却像比同龄人更早学会了克制。现在，一家法甲中游俱乐部递来了报价，青训环境不错，但是球队的流动资金不多，花在年轻人身上的钱注定不会太多，他们最大的本事是让年轻球员顺利进入一线队，再把其中踢出来的卖给更有钱的球队，充当着足球世界产品初加工的角色分工。格雷翻完材料，说这是好事。罗马先生点了点头，说对尼科可能是。格雷顺口问了一句：“那么对我们呢？难道不是吗？”话一出口，他自己停了半拍。三个月前，他说的还是“你们”。罗马先生显然也听见了，却连眉毛都没抬，只从另一摞文件里抽出一张七月青年邀请赛的函件放到桌上。英格兰、德国和西班牙都会有俱乐部派球探来，如果尼科在那里踢得好，现在这份报价就未必还能压得住。格雷看着邀请函，说那就先等等。罗马先生纠正他：“那也得先让更多人知道他值得被等待。”
问题很快就被摊开在谈判桌上了。尼科目前和他们没有正式关系。资料写得清楚，尼科的父亲开出租车，母亲在医院做保洁，家里还有两个年幼的妹妹，由于没有正式经纪人，平时只有本地教练偶尔帮忙对付不断上门的所谓球探；尼科现有的合同仅剩下一年，违约金低得像签字的人从没认真想过这个孩子以后会值钱。罗马先生让格雷第二天下午去医院门口等尼科的母亲，还特意提醒他别带合同。格雷问那要带什么，罗马先生说：“记得带上你那双手。”见格雷没反应，他又补了一句，“你得帮她提东西......”
格雷以为他在开玩笑，罗马先生却连时间都查好了，那个女人早上五点上班，下午两点下班，随后两点二十左右去平价市场，一般会买两大袋东西回家。格雷忍不住问：“你连她什么时候买菜都调查的一清二楚，这有什么价值？”罗马先生抬眼看他：“你不是要学会看人吗？你以为看人看的是什么？”
格雷说这听起来和骗人差不了多少。罗马先生没有和格雷争论，只问他们能不能给尼科机会，以后会不会收佣金。两个问题的答案都很清楚，他便把桌上的资料合上，说至少这些事情不用编，“穷人看到西装和文件，先想到的常常是账单，你先别表现得像账单，那反而会让他们保持警惕！”
第二天下午，格雷果然在医院门口等到了她。女人比照片上看起来还要瘦小，头发随便扎在脑后，两只手有长年接触清洁剂留下的粗糙痕迹，走路很慢，像整个上午都没有真正坐下来过。她从市场出来时提着两个很重的袋子，其中一个底已经快裂了，几颗土豆把纸袋撑出一个危险的弧度，好像下一刻就会洒落一地。格雷走过去问需不需要帮忙，女人第一反应就是后退半步。格雷一点也不意外，他小时候见过太多类似的表情，陌生人的热心往往比冷淡更让人觉得警惕，因为免费的东西常常只是晚一点结账。他没有去抢袋子，只伸手托住已经往下坠的袋底，说自己认识尼科，看过他踢球。女人的脸色几乎立刻变了，第一句话便问：“他惹麻烦了？”
格雷听见这句话时，心里像被什么轻轻拽了一下。在这个家里，有人因为足球找上门，母亲先想到的竟然是孩子出了事。他说没有，尼科踢得很好，女人依旧没有放松，接着问教练是不是不要他了，是不是要交钱，是不是有人想把他带出国，他们没有护照，也拿不出多余的钱。格雷一路帮她把东西提回去。按照罗马先生教他的办法，他只需要说“有一个机会”，先别谈佣金，也别急着承诺，让希望先坐到桌边。可到了旧公寓三楼，两个女孩从门后探头看他，尼科的母亲找来一只有缺口的玻璃杯给他倒水，又坐在对面很直接地问：“你想从我们这里得到什么？”格雷看着那只玻璃杯，忽然觉得准备好的那些话说出来会显得很滑稽。
“坦白地说，钱。”他说。
女人握杯子的手一下收紧了。格雷没停，接着把话说完。他们眼下不会收钱，这个家也拿不出来；他们希望尼科参加七月的邀请赛，以后真有俱乐部签他，会按合同收佣金。“对我们而言，这就是一笔生意。”格雷说，“你们不用把我当好人。”房间里安静了很久，楼上有人拖动椅子，木头摩擦地板的声音隔着天花板传下来。格雷已经开始觉得自己把事情搞砸了，罗马先生大概会说他太早把价格端了上来，萨米知道以后肯定会笑他不会说话。女人最后却没有赶他出去，只问了一句：“你觉得他真的能踢出来吗？”
格雷见过太多“可能”，也知道一个母亲此刻最希望听见什么。他还是摇了摇头。“我不知道。”女人的眼神暗了一点，格雷又说，“可如果他一直留在这里，我大概知道结果。”她没有哭，只是眼睛慢慢红了，随后问格雷叫什么，是不是也踢过球，又为什么不踢了。格雷说自己不够好，这是他第一次把这件事说得这么简单。女人沉默了一会儿，再开口时语气已经缓下来：“所以你想帮我儿子？”格雷很想点头，却知道这句话只说了一半。他也想赚钱，想继续留在足球世界里，想有一天让那些过去懒得回他电话的人等他的电话；最近这几个月，他甚至开始喜欢别人拿着一张纸来问他“这是什么意思”的感觉。最后他只说：“我想让他别像我一样，发现自己已经没有继续下去的理由和机会的时候，一切都已经太迟了。”
女人低下头，说会和尼科好好谈一谈的。格雷离开以后没有马上回办公室，而是在街角坐了十几分钟。第二天上午，尼科母亲打来电话，说儿子愿意见他们。格雷站在街边的公用电话旁，握着听筒很久。那间旧公寓里，他几乎一句谎话都没说，事情反而比预想中顺利。这个发现让他站在街边想了很久。真话原来也能让人放下戒心，甚至能比谎话走得更远。只要以后学会怎么挑选那些该说的真话，很多事情或许根本用不着撒谎。
回办公室以前，格雷又去看了一次尼科训练。少年显然还不知道母亲已经同意让他见专业的经纪人了，他仍在湿漉漉的草地上替队友补位置。训练结束以后，格雷没有过去，只站在铁栏外看着尼科把自己的水递给一个抽筋的队友，随后又留下来，帮教练把散在边线外的标志盘一个个收回箱子。尼科做这些事时没有朝周围看，也没人夸他。格雷忽然想起自己第一次观察他时写下的那句话——这个孩子似乎不需要掌声。
晚上，罗马先生听完汇报，问格雷是不是更想签这个孩子了。格雷说是。罗马先生又问：“因为他会踢球，还是因为你开始喜欢他？”格雷没回答。罗马先生也没有继续追问，只低头整理文件，说：“喜欢一个球员没什么问题。只是你以后少替自己找借口就行。人一旦开始觉得自己比当事人更知道什么对他好的时候，往往意味着许多麻烦就来了。”格雷当时觉得这又是他一条故意说得很玄的规矩，很多年以后再想起来，才发现罗马先生在这种问题上说过的话其实不多。
正式见尼科时，少年比球场上拘谨得多。他坐在小餐馆靠墙的角落，两只手一直握着一杯汽水。格雷没有先拿合同，问他有没有想过离开现在的球队。尼科说当然，随即又像觉得自己答得太快，补了一句晚一点也可以。他真正担心的是两个妹妹。他问，如果自己去国外，母亲是不是也要跟着走，父亲的出租车怎么办，妹妹在哪里上学，家里的贷款谁来继续还。
格雷第一次听见一个十七岁的球员把“机会”拆成这么多家庭问题。罗马先生的资料里只写着家庭债务、父母职业和兄弟姐妹数量，真正坐到尼科对面以后，那些字段才一点点长出声音和脸，妹妹第二年要换学校，母亲凌晨五点起床，父亲那辆出租车还有贷款没有还完。
格雷没有承诺这些问题都会被妥善解决，只把能做的和眼下做不了的分别告诉他。尼科听到最后，忽然问，如果自己拒绝一次，他们以后还会不会再来。格雷说会。少年追问为什么，格雷想了一下，说：“你拒绝一次，我们就走，那说明我们一开始也没多想要你。”尼科愣了愣，随后笑起来：“这听着不像是安慰的话。”格雷拿起桌上的水喝了一口：“孩子，我本来就没准备安慰你。”尼科还是笑，说这个回答比安慰好。
那天晚上，格雷把见面记录交给罗马先生，第一次主动把“家庭安置”放在竞技计划前面。萨米看见以后笑了半天，问他是不是再过几个月还准备替球员找学校、看房子、带孩子去看牙。格雷懒得搭理他，玛尔塔却把那页纸抽走了。第二天，格雷重新看到那份模板时，里面已经多了“家庭探访”和“教育费用”两栏。没人开会，也没有谁郑重其事地提出一个新理念，一项后来被反复使用的条款，就这样从一个十七岁少年担心妹妹还能不能继续上学的问题里留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