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建国开始跑长途之后，发现了一件事。
他的货车从江城开到宜昌、开到襄樊、开到荆门，每到一个地方，当地的供销社门口都有人在摆摊。有的卖袜子，有的卖毛巾，有的卖塑料梳子——那些东西在江城不算稀罕，但到了小县城就是紧俏货。反过来也一样，小地方的土特产运到江城，价钱能翻一倍。
他第一次动了心思，是在宜昌的一个渡口。等轮渡的时候，他看到路边有个老汉在卖橘子，一毛钱一斤。他买了一麻袋，回到江城后在厂门口摆了个纸箱，两毛钱一斤，半天就卖光了。净赚的钱顶他三天工资。
他看着手里那把皱巴巴的钞票，心里有一根弦被拨动了。那根弦从竹床阵上那一声“以后我站你这边”开始就松动了，现在彻底弹了起来。
他开始有意识地夹带小商品。在襄樊批发袜子，在荆门进毛巾，在宜昌带塑料梳子。货不多，全塞在货车座位底下和后备箱的夹层里。他不贪——每次只带几样，卖完再进。他下班后去汉正街摆摊，铺一块塑料布，把货品码得整整齐齐，蹲在路边等生意。
第一次正式摆摊那天，他记得很清楚。1987年春天，汉正街的巷子里挤满了人和货，空气里混着编织袋的塑料味、炸面窝的油香和下水道的腥味。
他在两个卖衣服的摊子中间挤出一小块空地，铺开塑料布，把袜子、毛巾、梳子一样一样码好。蹲在路边等了半小时，来了第一个顾客——一个中年妇女，拿起一双袜子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问他多少钱。他说一块二。她放下袜子，说贵了。他赶紧说一块，她掏钱。
第一天收摊的时候，他蹲在地上数钱——一块、两块、三块。他的手在抖。不是冷，是紧张。数完之后他把钞票攥在手心里，攥得很紧，钞票被汗浸湿了。那一天的利润是他月工资的三倍。
他站起来的时候腿麻了，踉跄了一下，扶住了旁边卖衣服的竹竿。那个瞬间他想起竹床阵那个早上，他也是这样站起来，腿麻了，扶住了墙。但那天他心里是虚的，今天手里是实的。
光宗是在他摆摊的第二周加入的。
李秀兰转正后越来越忙，经常加班做报表。光宗放学后就到摊子上来帮忙。她坐在小马扎上，面前放着一个铁皮盒子——那是她以前的存钱罐，现在变成了收银盒。她收钱的动作很熟练，找零钱不用掰手指。
有一次一个顾客买了三样东西：一双袜子一块二，一条毛巾八毛，一把梳子五毛。许建国还在心算，光宗已经把价钱报出来了：“两块五。”然后低头从铁盒里数出五毛零钱递给顾客：“收您三块，找五毛。”
许建国看着女儿，愣了好一会儿。他把收钱的铁盒子推到光宗面前。“以后你收钱。账是你妈管的。你管钱。”
光宗点头。收钱是数，记账是写，七岁的她分得清。铁盒子是许建国的，账本是李秀兰的。她坐在小马扎上，把铁盒子抱在膝盖上，手指在盒盖上轻轻敲了两下——像爷爷敲搪瓷缸那样。
他蹲回塑料布后面，继续吆喝——“毛巾八毛一条，袜子一块二一双，质量蛮好，不服来比！”
光宗坐在他前面，守着钱盒子，一大一小，一前一后，在汉正街的巷子里形成了某种让人安心的秩序。
李秀兰没有反对许建国去摆摊。她知道这份钱来得不容易——他每天凌晨四点起来跑长途，下午回江城，傍晚去摆摊，有时候累得在货车上就睡着了。但她没有说“你别干了”，她只是叮嘱他不能耽误厂里的工作。铁饭碗不能丢，这是底线。
许建国把赚的钱交给她。她把钞票一张一张捋平——皱巴巴的纸币在她手里慢慢变平整，按面额分好，一叠一叠码整齐。然后在账本上记了一笔：“建国摆摊收入。”她把钱分成两叠——一叠是家用，一叠是积蓄。家用的放在抽屉左边，积蓄的用橡皮筋扎好，压在枕头底下。橡皮筋是耀祖扎头发用的，红色的。
“以后家里的钱，你管。”许建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