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建国张了张嘴。
“我去给你煮碗面。”他站起来。
李秀兰看着他的背影。那个背影很厚实，肩膀宽，腰板直——在厂里站车床站的。他走进厨房，锅碗瓢盆响起来，然后是她熟悉的味道——热油、葱花、面条下锅的滋啦声。他煮面很快，两分钟就端了回来。卧了两个鸡蛋，葱花切得很碎，面汤上漂着一层亮晶晶的油花。
“趁热吃。”他把碗放在她手里。
李秀兰低头看着那碗面。两个鸡蛋。他知道鸡蛋的事。他用一碗卧了两个鸡蛋的面来回答她——他知道母亲偏心，但他做不了什么，他只能煮一碗面，在面里多放一个鸡蛋。这是他表达愧疚的方式，也是他逃避冲突的方式。
面很好吃。葱油爆得很香，盐放得刚好，面条不软不硬。她吃了半碗，把剩下的半碗推给他：“你也吃。”
他摇头：“我在厂里吃过了。”
“你骗谁。”李秀兰看着他，“厂里食堂这个点早关了。”
他愣了一下，接过碗，三两口把剩下的半碗面吃完。
夜里，两个孩子都睡了。光宗还是攥着拳头，放在耳朵边上。耀祖还是睡得不老实，襁褓又蹬散了。许建国在床的另一头打鼾，鼾声很轻，像远处的轮渡汽笛。
李秀兰没睡着。她睁着眼睛看着黑暗中的天花板，天花板上有一道裂缝，从墙角延伸到灯座，像一条干涸的河流。筒子楼隔音不好，能听到隔壁的声音。是奶奶王翠花的声音，隔着墙，听不太清在说什么，但语气是那种半抱怨半唠叨的调子，像是在跟许保国说话。她听到了“出生证”和“丢人”两个字。
她没有动。手从被子里伸出来，按在枕头边上。枕头底下什么都没有——还什么都没有。
她从床上坐起来，动作很轻，没吵醒任何人。赤脚踩在冰凉的水泥地上，走到柜子前，拉开最下面的抽屉。抽屉里塞满了东西——旧衣服、针线盒、一本翻烂了的《新华字典》、几个空瓶子。她从最底下翻出一个布包。
布是蓝底白花的，边角已经磨毛了。打开，里面是一本账簿，那是她妈留给她的东西。她妈是街道小厂的会计，走得早，除了这本账簿和一本翻烂了的《新华字典》，什么都没留下。
封皮是牛皮纸的，边角也磨毛了。那是她以前在街道小厂做临时工的时候用的，记账、记工时、记产量。嫁进许家以后，这本账簿就被压在抽屉最底下，压了好几年。她以为再也用不上了。
她翻开封皮。第一页是空白的，纸张已经泛黄，但还没脆，摸起来有点潮——南方的潮湿连抽屉都挡不住。她从针线盒里拿起一支圆珠笔，在煤油灯下拧了两下，笔尖出油了。
她坐在床边，账簿摊在膝盖上。煤油灯的光很暗，只能照亮巴掌大的一块地方。她的影子投射在墙上，巨大而模糊，像一个低着头祈祷的人。
她写了第一行字。
“1980年霜降，鸡蛋八毛。”
她停了一下，看着这行字。字写得不漂亮，她只念到初中，没练过字。但字很清楚，一笔一划，横平竖直。她又在下面加了一行：“两个女娃，健康。”
她妈以前说过，账有两本。一本记钱，一本记人情。钱还了，账就清了；人情还了，账还在。她妈是街道小厂的会计，这两句话她记了一辈子。以前不懂，现在有点懂了。婆婆端来的稀饭咸菜是钱账，不欠了。刘姨端来的那碗藕汤是人情账，还不了。
她合上账本，放在枕头底下。
窗外，江汉关的钟声敲了十下。沉沉的，穿过雨后的夜雾，穿过筒子楼薄薄的墙，传进这间小屋。李秀兰躺下来，手还按在枕头底下的账本上。账本的硬角硌着她的掌心，有一点疼，但这种疼让她觉得踏实。她在黑暗里睁着眼睛，心里反复想着四个字，像一个虔诚的人在念经——
记个账，不犯法。
记个账，不犯法。
她的手指慢慢松开，呼吸变平稳了。窗外的雨不知什么时候停了，江汉关的钟声又敲了一下，已经是半夜了。
从明天起，每一笔账她都会记。每一笔。钱账记在纸上。人情账记在心里。两本都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