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难的是对“国天下”和“家天下”做调研的学生。他们接触不到上层情报，有些学生放弃了，转而去做了别的课题的研究，但是有些学生去问了教习。
“施密特先生，杨先生总说国家是四万万人的国家，你们也说过国家的主权完全属于全体人民，君主、贵族都不能天然垄断国家权力。但是我看神州有皇帝和贵族，西洲也有皇帝和贵族，皇帝和贵族还是可以随意的欺压民众，有什么不一样吗？”
“区别就在于，你们的皇帝是至高无上的，没有人可以限制他。我们国家的皇帝，也要遵守宪法，也必须遵守议会颁布的法律。这样，万一皇帝出了大错，有可以限制他的议会。”
学生接着问：“那您觉得您国家是您的吗？”他觉得这个表述不太准确，又接着解释：“您觉得您以及您的朋友等是这个国家的管理者吗？还是您也觉得您就是被皇帝管着的臣民。”
施密特笑着说：“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是想问，我们在这个国家，哪怕最底层的人，是不是都有权利？”看学生点头，施密特接着说：“我觉得在我的国家我是有权利的，因为我可以在选举中投下自己具有影响力的一票来参与对国家的管理。”学生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还有学生问了别的：“施密特先生，为什么你们国家也有皇帝，有贵族，但是你们却可以这么强大，而我们国家却一直发展不起来？”
施密特先生并不是一个很渊博的政治经济学学者，他思考了之后说：“可能是因为，你们的国家还主要依赖农业税收，可土地能产生的经济并不多，而且这么庞大的帝国如果收税过重，百姓就没有钱采购别的商品，这样经济就发展不起来。我们国家的税收更多的是依赖商业产生的利润。你家杨先生几个工厂赚到的钱，同样的土地需要几十年才可以赚到。没有钱，国家自然也强大不起来。”
学生接着问：“那为什么我们国家不发展商业呢？还是依靠剥削农民呢？”
施密特对这个问题，倒是思考的更多一些，他笑了笑说：“如果放开商业的发展，那有钱人越来越多，他们的势力也越来越大，那你们现在的皇帝以及官员要怎么办？得让有钱人当官，不然有钱人也害怕自己的财富得不到保障。可如果让有钱人当官，那依靠读书考试做官的官员可不愿意。”
其实还有很多原因，比如商业会催生人口跨区域流动，商业会让农民脱离土地，这些都会冲击原有的社会阶级。
虽然这种讨论很基础，但当这种讨论多起来后，当问“为什么”的学生多起来后，事情便越来越明了。
封建专制的皇帝，拥有无限的权利，所有人都是他们臣民，生杀予夺只在对方一念之间，天下都是他的财富，谈什么国天下。
等到入夏之后，更震撼这些学生的一幕诞生了。
这年江陵一带发生严重水患，“淫雨连绵，江流暴涨，江陵、公安各属，堤垸先后决口，巨浸汪洋，居民避水不及者，均遭沉溺。”
张总督开始安排人赈灾。此时北青的赈灾流程是勘灾之后，官府会按户核定受灾等级，给符合条件的灾民发一张凭证，灾民凭这张票到赈厂领取赈米或赈银。
胥吏却无所顾忌，私将灾票售卖，想要票得花钱买，名曰“卖灾”；小民用钱买票，名曰“买灾”；胥吏直接把灾票转给亲友，名曰“送灾”；或恃强坐分陋规，名曰“吃灾”。至于偏僻地方的百姓，不仅领不到钱，甚至不知朝廷有“颁赈恩典”。就连免除田赋的圣旨都被积压，胥吏先加紧催征钱粮，收到了之后再张贴圣旨，收到的钱粮尽归胥吏所有。
当时恰有几批调研学生先后抵达江陵附近，看到的就是还可以过得下去的百姓或者有些关系的人拿着灾票领钱粮，而真正快要饿死的百姓，却在苦苦等待救援。
可是胥吏还在催着活不下去的百姓交钱粮。
“赈饥民，官煮粥。半杓石灰一杓粥，熬作泥浆果人腹……胥吏重裘饱酒肉……昨朝里正点村屋，老翁无钱名不录，今晨横被官刑酷。”
在江陵的学生，聚在一起，大家说了自己的见闻。
有人说农民苦，有人说洋人横，有人说商人难，有人说官府烂透了。说着说着，有人忽然问：“这些事，好像都不是单独的。地主靠着官府横行，官府对着洋人妥协，洋人借着官府欺负我们，商人又被官府和士绅一起压着……到底是谁的问题？”
陆明抬起头，看着跳动的灯火，慢慢说：“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是这整个世道，都烂透了。地主和官府拧在一起，吸农民的血，这是农民与地主的仇，也是百姓与专制的恨；洋人和官府勾在一处，占我们的利、辱我们的人，这是民族的仇，也是制度弱带来的祸；我们想办工厂、兴商业，想让国家富起来，可官府盘剥、士绅打压，旧制度死死掐着新东西的脖子，不让它活。这四重枷锁套在一起，四万万百姓就永远直不起腰。”
没人说话。
这群年轻的学生，原本只是带着题目出来调研，想找一个答案。可真的摸到了世道的骨头，才知道答案重得让人喘不过气。
他们原先以为，只要多办几个工厂、多学几门洋技术，国家就能好起来。现在才懂：不打碎这皇帝一家一姓天下的架子，不赶走骑在头上的洋人，不推翻这吃人的秩序，一切都是空谈。
油灯的火苗晃了晃，映在一张张年轻而凝重的脸上。他们的调研本上，写满了见闻，也写满了愤怒与迷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