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二年七月二十号,礼拜六,土用丑日。
东京,世田谷,东和食品世田谷店。
早上八点,店还没开门。
门口,已经排起了队。
排队的,一大半,是主妇,推着推车,打着阳伞。
有几个老头,拿着报纸,站在队伍里,一边等,一边看。
报纸是今天的,生活版上,是一张图,是日本全国的鳗鱼价钱。
日本自己养的鳗鱼,比去年土用丑日,贵了三成。
中国来的鳗鱼,有牌子的,没牌子的,大半,下了柜台。
店里头,田村七点就到了。
他二十四岁了,上个月,从鱼柜台的店员,升成了鱼柜台的组长。
鳗鱼柜台,今天,加长了一倍,从这头,摆到那头。
柜台上,一盒一盒蒲烧鳗,一大半,贴着深蓝的标签。
「闽海。福建,霞浦,盐屿烤鳗厂。」
标签底下,是鳗场的名字,是塘号,是化验单的号。
有顺德冼氏的,有福清陈家坑的,有鹿儿岛养鳗的。
柜台上头,玻璃上,贴着一张报纸。
是六月二十八号大阪那一版。
木板,第十条。
一排硬皮本子。
田村把那张报纸,拿抹布,擦了一遍。
八点半,西村来了。
他今天没去总部,一早,从家里,直接来的世田谷。
他站在柜台跟前,拿起一盒闽海的蒲烧鳗,翻过来,看标签。
「鳗鱼产地,福建福清,陈家坑,一号塘。」
西村问田村:“这个一号塘,你晓得是啥吗?”
田村讲:“晓得。”
“册子上,上个礼拜,加了一页。”
“是一个老头家的塘,十五年前挖的,十五年,一粒药没下。”
“他儿子去年下了药,挖了三天泥。”
西村点点头,把那盒鳗鱼,放回去。
九点,店门开了。
主妇们推着车,涌进来,一大半,直接往最里头,往鳗鱼柜台走。
头一个走到柜台跟前的,是一个老太太,七十几岁,穿着一件浅灰色的连衣裙,拄着一把阳伞。
她没看价钱,直接拿起一盒闽海的,翻过来,看那个塘号。
看完,她问田村:“这一家,就是报纸上讲的那一家?”
田村讲:“是。”
老太太讲:“我儿子,在大阪。”
“他前几天打电话来,讲,妈,今年土用丑日,买鳗鱼,买闽海的。”
“我讲,闽海,是中国的。”
“他讲,妈,你去看那张报纸。”
她拿阳伞,点了点玻璃上贴的那一版。
“我看了。”
她放了两盒,进推车。
十点,柜台前头,排了三排人。
田村带着四个店员,一个管拿货,一个管回答问题,两个管收钱,他自己,管补货。
十一点,闽海的蒲烧鳗,头一批,四百盒,卖完了。
仓库里,补上来第二批。
十二点,隔壁一格,是一家别的商社进的中国蒲烧鳗,没牌子,价钱,比闽海便宜两成。
一上午,卖了十一盒。
下午一点,一个主妇,推着车,走到那一格跟前,拿起一盒,翻过来,看了一眼,放下了。
她讲:“这个,没有塘号。”
旁边一个主妇讲:“我也是看报纸,才晓得,要看塘号。”
西村站在柜台后头,听着,没讲话。
他在东和,管生鲜,管了六年了。
九六年,他去挪威希特拉,教奥尔森场子的工人,放血,泡冰水,看颜色。
那一回,是日本人,去教外国人,怎么把鱼弄得让日本人放心。
今天,是一个中国的烤鳗厂,一个中国的鳗场,一个十五年前定的规矩,让日本的主妇,放心。
下午三点,世田谷店,闽海的蒲烧鳗,第三批,卖完。
仓库里,没有了。
田村跑去问西村。
西村拿起电话,打到东和的中央仓库。
仓库讲,东京这一片的店,都一样,下午两三点,卖空了。
仓库里还有,是留给明天礼拜天的,还有留给八月一号的,八月一号,是今年第二个丑日。
西村站在柜台后头,拿着电话,想了一下。
他讲:“明天的,今天,全拉出来。”
“八月一号的,我去跟闽海日本讲,再加。”
晚上八点,世田谷店,关门。
田村坐在仓库门口的塑料箱子上,拿着一张单子,算。
世田谷一家店,今天一天,闽海的蒲烧鳗,卖了一千二百一十盒。
去年土用丑日,这家店,所有牌子的蒲烧鳗加起来,卖了九百盒。
他把单子,交给西村。
西村看完,讲:“田村,明天,你早上六点来。”
田村讲:“是。”
西村走到门口,又回过头,讲:“那本册子,福清那一页,你编的那句话,是啥?”
田村讲:“一号塘,十五年,儿子挖了三天泥。”
西村点点头,走了。
同一天,傍晚六点,大阪,梅田。
一条小巷子里,一家鳗鱼饭馆,门口,挂着蓝布门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