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十七号,青岛,城阳。
零下六度,刮北风。
埃里克从奥斯陆飞法兰克福,法兰克福飞北京,北京飞青岛,飞了一天一夜。
他四十二岁,个子很高,穿着一件挪威的厚毛衣,外头套着风衣,下了飞机,冻得脸通红。
他讲:“青岛,比希特拉,还冷。”
跟他一起到的,是一个泡沫箱子,空运的,里头是二十条冻三文鱼,是奥尔森场子里的。
一条,四公斤多。
闽海水产(青岛),挑刺间。
崔永植,阿桂,小满,王秀芹,都在。
陈屿是前一天从三沙飞过来的。
埃里克站在挑刺间门口,看着六百张桌子,六百个灯箱,看着六百个女工,一片鱼放上去,一夹,一翻,拿走。
他没进门,站在门口,看了好一会儿。
陈屿讲:“埃里克,挪威,三文鱼的刺,是咋挑的?”
埃里克讲:“机器。”
“三文鱼背上,有一排刺,三十几根,很细,是软的。”
“机器,拿钳子,一根一根拔。”
“拔的时候,肉,会扯坏。”
“一百片,要扯坏十几片,扯坏的,只能降价卖,做熏鱼碎,做猫食。”
陈屿讲:“拿手拔呢?”
埃里克讲:“挪威,一个切鱼的工人,一个钟头,一百五十克朗。”
“拿手拔,一片鱼,要一个工人拔一分多钟。”
“拔不起。”
小满在旁边,把埃里克的话,翻给阿桂听。
阿桂听完,讲了一句三沙话。
小满翻:“桂姐讲,拿来,试试。”
泡沫箱子打开,二十条冻三文鱼,化冻,化了四个钟头。
崔永植那台韩国运来的开片机,坏了一台,另一台,顾师傅修好了。
二十条鱼,去头,开片,四十片。
四十片三文鱼,粉红的,一片一片,摆在王秀芹那一组的桌子上。
王秀芹拿起一片,放在灯箱上。
灯箱底下,光透上来。
三文鱼的肉,是粉红的,是厚的,没有狭鳕那么透亮。
可是那一排刺,还是看得见,一根一根,一排黑影子,斜着,排在肉里头。
王秀芹拿着镊子,顺着刺长的方向,一夹,一抽。
一根刺,出来了。
肉,没扯坏。
她一根一根抽,抽完一片,三十二根,放在桌边上一张白纸上,排成一排。
一片鱼,五十几秒。
埃里克站在她旁边,弯着腰,拿着那片鱼,翻过来,翻过去,拿手指头,一寸一寸,按了一遍。
没有刺。
肉,是整的。
四十片,六个女工,抽完,二十几分钟。
埃里克一片一片,全按了一遍。
四十片,一片没扯坏。
他直起腰,站在那儿,半天没讲话。
崔永植在旁边,拿个计算器,按了一通,讲:“王秀芹,一个月,六百块人民币。”
“一天,干八个钟头,一个月,二十六天。”
“一个钟头,不到三块人民币。”
林雁没来,孟会计在,孟会计把这笔账,换成克朗,写在一张纸上,递给埃里克。
一个挪威工人,一个钟头的工钱,王秀芹,要干一个礼拜。
埃里克拿着那张纸,看了一遍。
他讲:“陈,冻的鱼,运过来,切完,再冻,再运回去。”
“两回冻,肉,会差。”
陈屿讲:“差多少?”
埃里克讲:“做生鱼片,不行。”
“做熏鱼,做烤鱼排,做超市里的冻鱼块,行。”
陈屿讲:“美国超市里,欧洲超市里,卖的三文鱼,一大半,是哪一种?”
埃里克讲:“冻鱼块,熏鱼。”
他讲完,自己愣了一下。
那天下午,厂部二楼,崔永植的办公室。
暖气片上,烤着埃里克那件湿了的风衣。
陈屿坐在桌子后头,讲了一段话,讲得很慢,一句一句讲。
“埃里克,往后十年,挪威的三文鱼,智利的三文鱼,阿拉斯加的狭鳕,俄国的鳕鱼,一大半,要运到中国来切。”
“在中国去皮,去骨,挑刺,切块,装袋。”
“切完了,再运回去,卖给美国,卖给欧洲,卖给日本。”
“因为运一趟鱼的钱,比在挪威请人切鱼的钱,便宜。”
“还有一句。”
“明年,中国卖到外国去的水产品,要比泰国多,是全世界头一名。”
埃里克坐在那儿,看着他。
崔永植也看着他。
崔永植讲:“陈会长,泰国,卖了几十年了。”
陈屿讲:“明年。”
埃里克讲:“陈,九九年,你讲南极的虾粉喂三文鱼,肉的颜色好,我爸不信,先掺了一个网箱试。”
“后来,希特拉,一百八十个网箱,全喂了。”
“我不跟你打赌。”
“我先运一千吨,冻的,整条的,到青岛。”
“切成块,挑了刺,装袋,发给德国的超市。”
“德国人,挑剔,他们要是讲行,我就运一万吨。”
陈屿讲:“一千吨,一个月,青岛切完。”
埃里克伸出手,跟他握了一下。
那四十片挑完刺的三文鱼,埃里克没扔。
他叫小满,找了四十个塑料袋,一片一个,抽了真空,放进泡沫箱子,塞满冰袋。
第二天早上,他拎着泡沫箱子,飞北京,飞法兰克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