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二十六号,早上六点,南极,象岛北边。
南极星慢慢开进那一片粉红色的海里。
船头劈开海水,劈开的水,是粉的,溅在船帮上,挂着一粒一粒的虾,顺着钢板往下淌。
船尾,斜坡上,拖网放下去了。
网是守中船厂织的,网眼小,网口大,网口张开,有一个篮球场那么宽。
绞车松开钢缆,钢缆一圈一圈往外放,网沉下去,沉到五十米。
格里戈里在驾驶台里,看着表。
伊万诺夫站在他旁边,看着表。
阿松站在船尾,看着钢缆。
周教授跟三个学生,站在船尾的栏杆边上,看着海。
船往前开,拖着网,开得很慢。
过了一袋烟的工夫。
钢缆,绷直了。
绞车那边,一个俄国船员喊了一声。
钢缆绷得太直了,绷得嗡嗡响,船尾往下一沉。
又过了一袋烟的工夫。
船尾又往下沉了一截,船头翘起来,甲板斜了。
格里戈里在驾驶台里,拿传话筒喊:“起网!”
没到小半个钟头。
绞车开到顶,嗡嗡嗡,钢缆一圈一圈往回卷。
网,从斜坡底下,一点一点,拖上来。
先上来的,是网口。
网口后头,是网身。
网身鼓着,鼓得跟一个大气球一样,鼓得网眼都撑开了,一粒一粒粉红色的虾,从网眼里往外挤,挤得满斜坡都是。
网兜拖上甲板。
绞车停了。
船员拿刀,割开网兜底下的绳子。
网兜底一松。
哗。
粉红色的,一下子涌出来,涌了一甲板。
堆起来。
堆成一座小山。
一座粉红色的小山,在甲板上,一动一动,一闪一闪,还在弹,还在跳,还有一粒一粒的虾,从小山上滚下来,滚到甲板边上,从排水口里掉回海里去。
一股味道,扑过来。
不是鱼腥味。
是海的味道,是一种很淡很淡的甜腥味。
甲板上,三十几个人,站在那座小山跟前,没一个动。
周教授站在最前头,脚底下的胶靴,陷在虾里头。
他蹲下去,拿两只手,捧起来一大捧。
捧不住,从指头缝里往下漏。
伊万诺夫从驾驶台上下来,站在那座小山跟前,看了一眼,扭头,冲着绞车那边吼:“秤!”
船尾的秤,是一个很大的铁斗子,斗子底下是一台磅秤。
船员拿铲子,一铲一铲,往铁斗子里铲。
一斗,一吨。
铲了一个钟头。
三十八斗。
三十八吨。
一网,小半个钟头不到,三十八吨。
伊万诺夫站在秤跟前,看着那个数,扭头看阿松。
阿松没讲话。
伊万诺夫讲:“一九八五年,苏联的船,拖一个钟头,三十吨。”
船肚子里,加工线开起来了。
虾,从甲板上一个口子,冲进船肚子里,冲进一个很大的不锈钢槽子里,拿海水冲一遍,冲掉碎冰,冲掉海藻。
一半,进速冻间。
装进铁盘子,一盘二十公斤,推进零下四十度的速冻间,冻四个钟头,冻成一块一块粉红色的砖,敲出来,装纸箱,下冷冻舱。
一半,进蒸煮锅。
锅里是开水,虾倒进去,煮熟了,变成红的,从锅里捞出来,压掉水,送进烘干机,烘干机转着,那一头出来的,是粉,橙红色的粉。
虾粉。
装袋,一袋二十五公斤。
阿松在机舱跟加工线之间,来回跑,跑了一天,嗓子喊哑了。
加工线开到顶,一个钟头,吃八吨。
三十八吨,吃了五个钟头。
五个钟头,甲板上那座小山,下头的,压着的,不透气的,开始变颜色了。
粉红色,变成灰白色。
味道,变了。
甜腥味,变成了一股臭。
周教授蹲在甲板上,拿手捻着一粒灰白色的虾,捻开,虾身子里头,是一包水。
他讲:“化了。”
“陈先生讲的,三个钟头。”
伊万诺夫站在他旁边,脸是黑的。
三十八吨,最后,进锅进速冻的,三十一吨。
七吨,化了,铲起来,扔回海里。
那天,南极星,打了两网。
第二网,拖了一袋烟的工夫,就起了。
十六吨。
一吨没化。
夜里十一点,天黑了。
食堂里,俄国船员们,吃饭,喝酒。
喝着喝着,有人讲话了。
是大副,叫瓦西里,三十几岁,壮,红脸,从前是太平洋拖网公司的,在阿瓦查湾里趴了两个月,工钱是远东发的。
他端着伏特加,站起来,冲着坐在桌子头上的伊万诺夫,讲了一大串。
阿松坐在旁边,听懂了一半。
“伊万诺夫,外头,几百万吨虾。”
“一天,打两百吨。”
“一九八五年,苏联的船,一条船,一天打六百吨。”
“远东的规矩,是按吨数,给船员分钱的。”
“打两百吨,分两百吨的钱。”
“中国人,在一万里外头,讲一句话,我们,就少分四百吨的钱。”
食堂里,好几个俄国船员,跟着嚷起来了。
伊万诺夫坐在桌子头上,没讲话,喝了一口伏特加。
他放下杯子,讲:“瓦西里,一九八五年,苏联那个船队,十一条船,一条船一天打六百吨。”
“你知道,那一年,那十一条船,扔回海里的,有多少?”
瓦西里没讲话。
“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