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初十,东京,筑地。
凌晨四点。
东京还没醒,街上没有人,路灯一盏一盏亮着,天是黑的,冷,风从东京湾那边吹过来,吹得人缩脖子。
筑地市场的大门口,灯全亮着。
卡车,一辆接一辆,往里开。
冷藏车,小货车,三轮摩托,还有一种很小的四轮车,车头是一个圆筒,人站在后头开,突突突,满市场乱窜。
大冢走在最前头。
他六十七了,在证券公司当了四十年常务,从来没在凌晨四点,来过筑地。
来过筑地的,是中川。
中川拄着拐棍,走在陈屿旁边,走得很慢。
一九五四年,他二十五岁,刚进丸新,头一份活,就是每天凌晨四点来筑地,跟着一个老职员,一个摊子一个摊子地看货,看了三年。
中川讲中文:“陈桑,筑地,日本的鱼,一半,从这里过。”
“东京的寿司店,饭店,超市,鱼,从这里买。”
“日本的鱼,啥价钱,筑地定。”
市场里头,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棚子,棚子是弯的,跟一把打开的扇子一样,底下一排一排,全是摊子。
摊子一个挨一个,窄,一个摊子就一两米宽,摊子上摆着冰,冰上摆着鱼。
鲷鱼,比目鱼,海胆,扇贝,帝王蟹,鳗鱼,章鱼。
摊子后头,站着穿胶鞋、系橡胶围裙、戴毛线帽子的人,手里拿着刀,拿着钩子,嗓门很大。
地上全是水,全是冰碴子,胶鞋踩上去,啪嗒啪嗒响。
大冢领着他们,穿过一排一排的摊子,走到棚子另一头。
另一头,是一片空地。
空地很大,水泥地,地上湿漉漉的,冒着白气。
地上,一排一排,摆着金枪鱼。
几百条。
一条一条,躺在地上,每一条都有一个人那么长,冻得硬邦邦的,表面结着一层白霜,尾巴砍掉了,砍掉的地方,露出一块红色的肉。
每一条鱼的肚子上,拿红漆写着数字。
空地边上,站着一群人。
几百个。
穿着胶鞋,系着围裙,戴着帽子,帽子上别着一块塑料牌子,牌子上是号码。
他们在鱼中间走,一条一条地看。
弯下腰,拿手电筒,照鱼尾巴砍掉的那一块切口,照了半天,拿一个铁钩子,在切口上,钩下来一小块肉,放在手指头上,捻一捻,看颜色,看油。
有的人,把那一小块肉,放进嘴里。
中川讲:“那些,就是中间批发。”
“日本全国,从船上、从外国运来的金枪鱼,先到这里。”
“五点,拍卖。”
“他们,买。”
“买完了,拉回自己的摊子上,切开,切成一块一块,卖给寿司店,卖给饭店。”
陈屿站在空地边上,看着那一排一排的金枪鱼,看着那几百个弯着腰拿手电筒照鱼尾巴的人。
前世,他五十几岁那年,在县城水产市场后巷,听一个从日本回来的老鱼贩子讲过,东京有一个鱼市场,叫筑地,一条金枪鱼,能卖一辆小汽车的钱。
那个老鱼贩子讲,他在日本打工五年,去过一回,站在门口,没敢进去。
五点整。
空地上,铃响了。
当啷当啷当啷,一个人拿着一个铜铃,站在一个木头箱子上,使劲摇。
铃声一停,空地上一下子静了。
摇铃的人,从木头箱子上跳下来,站在一排金枪鱼跟前,扯着嗓子喊。
喊得很快,很急,跟唱歌一样,一句一句,一个调子,陈屿一个字都听不懂。
他喊的时候,那几百个戴帽子的人,挤在他跟前,一只一只手举起来,手指头伸着,一伸一缩,一伸一缩。
中川讲:“拍卖员在喊价。那些人,拿手指头出价。”
“一个手指头,一个价。”
喊了没几句,拍卖员一拍手,指着人群里的一个人,喊了一声。
那条鱼,卖了。
下一条。
一条一条,喊得飞快,一条鱼,从喊到卖,数不到十下。
大冢站在陈屿旁边,拿手指着人群里,讲日语,中川翻。
“那个,帽子上别着二十七号牌子的,就是定吉。”
陈屿顺着他的手指头看过去。
人群的最边上,站着一个老头。
六十几岁,个子不高,瘦,穿着一件旧的橡胶围裙,戴着一顶深蓝色的毛线帽子,帽子上别着一块塑料牌子:27。
他站在人群最边上,没往前挤。
拍卖员喊一条鱼,他看一眼,手没举。
又喊一条,他看一眼,手没举。
喊了十几条,他一回都没举手。
旁边的人,一个一个举手,出价,买走。
定吉站在那儿,两只手插在围裙的口袋里。
中川讲:“丸定,从前,是这一片最大的。”
“定吉的爸爸,定吉的爷爷,每天早上,站在最前头。”
“银座,赤坂,六本木,四十几家老寿司店,金枪鱼,一大半,是丸定的。”
大冢在旁边讲了几句,中川翻。
“大冢讲,丸定的银行,上个月,讲不许丸定再赊账买鱼。”
“拍卖,是要现钱的。”
“定吉,”中川翻,“这一个月,每天早上五点,都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