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七年六月初十,盐屿,村部二楼。
屋里挤了四十几个人,挤得门都关不上,门口楼梯上还坐着人。
闽海东海船队,一百一十二条船,一条船来一个船老大。
郑水生坐在最前头,汤小雨站在他后头。
福鼎那个船老大,坐在第二排,他儿子坐在他旁边。儿子二十一岁,去年五月从家里叫回来,不修摩托了,上船记渔捞日志,记了一年,手上的茧子比他爸还厚。
宁德地区水产局的方启年也来了,坐在角落里,旁边是县里的林县长。
墙上,挂着东海的海图。
海图是新的,是阿松托人从上海海图出版社买的,比去年那张大一倍,上头经线纬线一格一格,清清楚楚。
陈屿站在海图跟前,手里拿着一根红铅笔。
“去年五月,我讲,中国跟日本,要坐下来分东海的鱼。”
“今年十一月,签。”
屋里没人讲话。
去年五月,讲这句话的时候,屋里炸了。
今年,没人炸。
这一年里,报纸上登了好几回,讲中国跟日本在谈渔业,谈了几轮,没讲谈到哪一步。
陈屿拿红铅笔,在海图上,从北往南,画了一条横线。
“这一条,北纬三十度四十分。”
他又往南挪,画了一条横线。
“这一条,北纬二十七度。”
两条横线中间,他从西往东,在中国这边画了一条竖线,在日本那边,画了一条竖线。
四条线,在东海中间,围出来一个长长的框。
“这个框,叫暂定水域。”
“框里头,中国船能打,日本船也能打。打多少,两边一块定,一块管。”
“中国船打鱼,中国管。日本船打鱼,日本管。”
一个船老大问:“框外头呢?”
陈屿拿铅笔,点着框的西边:“框西边,是中国的。日本船要进来,要中国发许可。”
又点着框的东边:“框东边,是日本的。”
“中国船要进去,要日本发许可。一年发多少条,一条船打多少吨,写在纸上。”
福鼎船老大站起来了,脸涨得通红,走到海图跟前,拿手指头戳着框东边那一块。
“这一块!”福鼎船老大讲。“这一块,冬天带鱼最多!我爸那一辈就在这里打,我打了二十年!”
“往后,要日本人发许可?”
陈屿讲:“要。”
“发多少?”
“头几年,发得多。”陈屿说。“一年比一年少。”
福鼎船老大站在海图跟前,手指头戳在那一块上,半天没拿下来。
屋里四十几个船老大,一片一片地看那一块。
框东边那一块,闽海一百一十二条船里头,冬天去打的,有七十几条。
郑水生开口了,慢慢讲:“阿屿,协定签了,啥时候画到海上?”
“签了以后,还要两边的国家批。”陈屿说。“批完了,大概三年。”
“三年?”
“两千年,六月一号。”
郑水生算了算:“那还有三年,着啥急?”
陈屿讲:“郑伯,协定一签,许可怎么发,看从前。”
“从前,是看哪几年?”
屋里一下子静了。
陈屿讲:“看签协定以前那几年。”
“签了以后,谁再往框东边去打,打得再多,不算。”
“签以前,谁在框东边打过,有记录的,算。”
他转过身,看着屋里的人。
“所以,今年冬天以前,闽海的船,要做两件事。”
“头一件,今年冬天,框东边那一块,闽海七十几条船,照常去打,一网一记。这是最后一个冬天,记下来的,往后几年,都算数。”
陈屿说:“第二件,七十几条船里头,挑三十条最大的,今年冬天打完,开到宁德,进守中船厂。”
“改。”
“改啥?”
“改远洋船。”陈屿说。“加冷冻舱,换大机器,加宽船身。”
“改完了,明年秋天,十五条去西非,十五条去阿根廷。”
屋里又炸了。
这回是真炸了。
“去西非?我一辈子没出过东海!”
“我老婆不肯!”
“三十条船,改一条要多少钱?”
孟会计坐在墙边上,推推眼镜,讲:“守中船厂报的价,一条,六百万往上。三十条,两亿。”
屋里更吵了。
两亿,是一百一十二条船两年的利。
方启年坐在角落里,一直没讲话,这时候,站起来了。
他没冲着陈屿讲,冲着屋里那四十几个船老大讲。
“我讲一件事。”
屋里慢慢静下来。
“去年五月,闽海讲东海要画线,讲要记日志。”方启年讲。“我回去,叫全地区的渔船学。”
“全地区一千九百多条船,记了一年,记全的,有几条?”
没人讲话。
“闽海一百一十二条,全记了。”方启年讲。“别的船,记全的,四十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