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初八,上海,杨浦。
杨树浦路往北拐进去,一条弄堂,弄堂两边是两层的旧楼,红砖墙,木头窗框,窗户外头伸出来一根一根竹竿,竹竿上晾着衣服、被单、咸鱼。
弄堂口有一个修自行车的摊子,一个老头蹲在那儿补胎,收音机里放着沪剧。
老薛走在最前头。
他是杨浦人,这条弄堂他小时候来过,隔两条弄堂,就是他家从前的老房子。
他一路走,一路跟弄堂里的人打招呼,讲上海话,讲得比在盐屿快一倍。
陈屿跟在后头,手里拎着两个网兜,网兜里是盐屿带来的黄瓜鱼鲞,还有母亲晒的虾干。
吴阿海走在最后,手里拎着一个油布包,包得严严实实。
程家在弄堂最里头,二楼。
楼梯是木头的,窄,陡,踩上去嘎吱嘎吱响。
程师傅的儿子在楼梯口等着。
他叫程立,四十四岁,瘦,戴眼镜,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中山装,胸口别着一支钢笔。
他冲陈屿点点头,讲普通话,讲得很客气:“陈总,路上辛苦。我爸,一早就坐起来等了。”
屋里很小。
一间前屋,一间后屋,前屋摆着一张方桌,四把椅子,一个五斗柜,五斗柜上头摆着一台黑白电视机,电视机上盖着一块钩花的白布。
后屋,是程师傅睡的。
一张木床,靠着窗户。
窗户外头,越过一片灰色的屋顶,能看见黄浦江边上,一排一排的吊车,吊车底下是船厂。
程师傅半靠在床头,身上盖着一条棉被,脸比六月在福州瘦了一大圈,颧骨凸出来,眼睛还是亮的。
他看见陈屿进来,没讲话,先看他手里的网兜。
“黄瓜鱼鲞?”
“嗯。我妈晒的。”
“侬妈晒的鲞,咸。”程师傅讲。“比阿拉上海的咸一倍。”
陈屿笑了,把网兜放在床头柜上。
老薛凑过去,一屁股坐在床边上,拍了拍程师傅盖着棉被的腿:“老程,侬还活着啊?”
“侬还没死,我哪能先死。”
两个老头,一个六十八,一个五十九,一句一句上海话对着骂,骂得屋里的人全笑了。
吴阿海站在门口,没进来。
程师傅扭头看他:“阿海,侬站门口做啥?”
吴阿海走进来,把手里那个油布包,放在程师傅的被子上。
程师傅没打开。
他知道里头是啥。
他把手放在油布包上头,放了一会儿,讲:“二十五号那几块轴瓦,刮完了?”
“刮完了。”吴阿海讲。“七月试车,开到台山,回来拆开看,磨得匀。”
“刮出来那一卷,还是厚?”
吴阿海脸红了一下。
“还是厚。”
程师傅点点头,没再讲啥,把油布包往吴阿海那边推了推。
“侬拿着。”
吴阿海没动。
“六月在机场,师傅讲,秋天回来还要用。”
“秋天回不去了。”程师傅讲。“侬拿着。”
屋里一下子没人讲话了。
程立站在门口,转过身去,拿手推了一下眼镜。
中午,程立在前屋摆了一桌菜。
一碗红烧肉,一碗炒青菜,一碗腌笃鲜,一盘陈屿带来的黄瓜鱼鲞,蒸的。
程师傅不能下床,程立把饭端到后屋,一口一口喂。
程师傅吃了两口鱼鲞,讲咸,又吃了两口。
吃完饭,程师傅叫陈屿进后屋。
他从枕头底下,摸出来一个本子。
本子是厂里发的那种工作手册,塑料皮,红的,封面上印着一行金字:先进生产者。
他把本子递给陈屿。
陈屿翻开。
里头是铅笔画的图,一页一页。
画的是船的机舱。
主机放在哪儿,发电机放在哪儿,冷冻机放在哪儿,油箱,水箱,管子从哪里走,楼梯开在哪里,一样一样,画得很细,旁边拿铅笔写着小字,字是抖的,有的地方描了好几遍。
“这是啥?”
“这是阿拉闽海往后要造的船。”程师傅讲。“机舱。”
“我在盐屿修了十一年船,三百多条。日本造的,挪威造的,西班牙造的,苏联造的,台湾造的,上海造的。”
“每一条,我都晓得,哪里设计得不对。”
“管子走得弯,修一回要拆三样东西。楼梯开得窄,人抱着零件下不去。发电机放得靠主机,震,三年就松。”
“我躺在床上没事做,一条船一条船想,一样一样画下来。”
陈屿一页一页往后翻。
翻到最后一页,最后一页上头,写着一行字:
造船的人,要下过机舱。
陈屿把本子合上,放在膝盖上。
陈屿说:“程叔,闽海买了一个船厂。”
程师傅看着他。
“宁德,三都澳边上,地区渔轮修造厂。”
“六二年建的,国营,六百多个工人,这几年没活干,欠了十四个月工资,上个月,地区讲要破产。”
“闽海买了。昨天签的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