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六年二月二十六号,正月初八,盐屿礼堂。
一九九五年的账。
礼堂能坐两千人,今天坐了两千五,过道里加了凳子,门口站着人,窗户外头也趴着人。
台下前头几排,坐的是外头来的人。
俄国人一排,伊万诺夫、谢尔盖,还有远东渔业九条船的船长。
西班牙人两个,巴勃罗、拉蒙,本来过完年初五要走,巴勃罗讲,要听完账再走。
台湾人一排,许老板、蔡渔捞长。
日本人一排,中川、山田、小岛、森。
中川旁边,坐着一个人,个子不高,头发短短的,脸是黑的,穿着一件不太合身的西装,手放在膝盖上,一动不动。
山口。
鹿儿岛养鳗的山口场长,头一回出国,头一回来中国。
孟会计上台,念账。
念之前,他讲了一句:“今年的账,香港会计师行,审了两个半月。”
然后他开始念。
“远东渔业联合公司,十一月底起,闽海全资。鄂霍次克海、白令海,狭鳕,十六万八千吨。明太子,七千九百吨。”
“净利,十一亿八千万。”
俄国人那一排,站起来一片。伊万诺夫站在最前头,拍着巴掌,拍得比谁都响。
“鳗鱼。”孟会计念。“鳗苗、烤鳗、鹿儿岛养鳗会社、静冈加工厂、闽海日本、东和食品。”
“七亿。”
念到这一句,礼堂里,好多人扭头,看日本人那一排。
山口坐在那儿,不知道大家为啥看他,脸红了,冲四周点头。
中川在他耳朵边上,小声翻了一句。
山口听完,腰一下子挺直了。
“西非,毛里塔尼亚章鱼,加上西班牙三十四条船,”孟会计念,“五亿二千万。”
巴勃罗和拉蒙那一排,巴勃罗站起来,没鼓掌,冲着台上,把右手放在胸口,弯了一下腰。
“日元,”孟会计念,“四月换美元,八月换回日元,买鹿儿岛,一进一出。”
“三亿四千万。”
礼堂里一片小声的议论。好多人不知道日元是啥,只听见三亿四千万。
郑水生坐在第三排,扭头问他旁边的阿灿:“日元,是啥鱼?”
阿灿憋着笑:“郑伯,日本的钱。”
“钱也能打上来?”
“能。”阿灿讲。“陈总打上来的。”
郑水生愣了半天,点点头,没再问。
“三都澳,黄瓜鱼、网箱,”孟会计念,“三亿。”
“官井洋海蜇,”孟会计念,“两亿一千万。”
念到这一句,礼堂后头,一片人站起来了。
是东冲、三都、青山、白基湾那几个村来的渔民,吴船老大带着,二十几个人,站在后头,拍巴掌,吴船老大把两根手指头塞在嘴里,吹了一声口哨。
“北太平洋、阿根廷,鱿钓,两亿三千万。”
“斐济、基里巴斯,金枪鱼,一亿一千万。”
“大鮸,鮸胶,”孟会计念,“五百零四万港币。”
礼堂里一下子全扭头,找汤小雨。
汤小雨坐在剥皮鱼号那一桌,郑水生旁边,被一片人看着,脸红得跟灯笼一样,低着头,恨不得钻到凳子底下去。
郑水生一把把她拽起来,拽得她站直了。
“站好!”郑水生讲。“你听见的!”
“深加工,鱿鱼丝、烤鱼片,一亿。”
“国内各地销售,一亿二千万。”
“扣掉:各项开支、利息、折旧,西班牙三十四条船、鹿儿岛、静冈、远东那两成一,四亿。”
孟会计念完最后一项,把那沓纸放在桌上。
他没念总数。
跟去年一样,他转过身,看着坐在台上一边的老周。
老周坐在那儿,戴着那副老花镜,腿上摊着那本牛皮纸的旧账本。
他站起来,走到台子中间。
孟会计把写着总数的那一页纸,递给他。
老周接过来,没看。
他把那页纸,折起来,放进口袋里。
然后,他打开腿上那本旧账本,翻到头一页。
“一九八三年七月初七,”老周念,“闽海头一趟出海,回来。账上,八毛。”
礼堂里,两千五百人,一下子静了。
老周把旧账本翻到最后一页。
最后一页上,是腊月二十九那天,陈屿写的那一行歪歪扭扭的字。
老周没念那一行。
他把旧账本合上,从口袋里,掏出那页纸,打开。
“一九九五年,”老周念,“闽海集团,全年净利。”
“三十四亿一千万。”
礼堂里,没有声音。
然后,礼堂后头,吴船老大那一片人,头一个吼出来了。
吼声一起,整个礼堂,一片一片地炸开。
伊万诺夫在喊俄国话,巴勃罗在喊西班牙话,蔡渔捞长在喊闽南话,山口站在那儿,不知道该喊啥,拍着巴掌,拍得手都红了。
那天下午,礼堂散了。
山口没走。
他一个人,坐在礼堂最后一排,看着工人们搬凳子,扫地上的瓜子壳和鞭炮屑。
陈屿从台上下来,看见他,走过去,在他旁边坐下。
中川拄着拐棍,跟过来,坐在另一边。
山口看见陈屿坐下,一下子站起来,要鞠躬。
陈屿摆摆手,让他坐。
山口坐下了,坐得笔直,两只手放在膝盖上。
他讲了一段日语,讲得很慢。
中川翻:“他讲,他在鹿儿岛二十年,头一回,坐在两千多人的礼堂里,听人念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