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十九号,早上,大阪,南港。
闽海日本株式会社的办公楼,在南港冷库旁边,六层,新盖的,墙是白的。
石原每天早上七点到办公室。他今年六十二了,在丸新干了三十六年,每天七点到,三十六年没迟到过。
今天他到办公室,秘书已经在门口等着了,手上拿着一张报纸。
“社长,日元,昨天夜里,纽约,破八十了。”
石原接过报纸。
经济版头条,大字:日元升至七十九点七五,战后最高。
石原站在走廊里,把那篇文章从头看到尾。
看完了,他走进办公室,坐下来,把报纸铺在桌上。
一美元,换七十九块七毛五日元。
一九八五年,一美元换两百四十日元。
十年,日元涨了三倍。
报纸上,东京几个大证券公司的分析师讲:日元还要涨,年底,一美元要到七十日元,明年要到六十五。
报纸上还讲:日本的出口企业,丰田、索尼、松下,一个个叫苦。东西在美国卖一美元,拿回日本,只换得到八十日元。
石原看完,拿起电话,拨了盐屿。
盐屿那边,是早上六点。
林雁接的,睡意还没散。
“林桑,日元,七十九块七毛五。”
林雁一下子醒了。
“陈屿在不在?”石原问。
“在,我叫他。”
过了一会儿,陈屿接了电话。
石原把报纸上的事,讲了一遍。
讲完了,石原讲:“陈桑,闽海日本账上,现在,日元现金,一百八十四亿。”
“今年到年底,东和食品、大丰商事、关西一千六百家超市,要付给闽海的货款,还有三百一十亿日元。”
“东京的分析师都讲,日元要涨到七十。”石原讲。“闽海日本的日元,是不是先不换美元?等涨到七十,再换,多换一成多。”
电话那头,陈屿没马上回答。
石原握着话筒,等。
陈屿说:“石原先生,今天,就换。”
石原愣了一下。
“一百八十四亿,今天起,一个礼拜,全部换成美元。”
陈屿说:“年底要收的三百一十亿,今天,去银行,签远期合同。按今天的价,全部卖成美元。”
石原握着话筒,半天没讲话。
石原讲:“陈桑,东京的分析师……”
“石原先生,日元,这个月,涨到头了。”
“五月,往下走。八月,九十日元往上。九月,一百。”
石原坐在办公室里,拿着话筒,一句话都讲不出来。
他在丸新三十六年,看过十年的日元。一九八五年,广场协议以后,日元一路涨,涨了十年,没有回过头。
东京的分析师,全日本的报纸,全讲还要涨。
石原讲:“陈桑,要是……要是日元接着涨,涨到七十,闽海今天全换了,远期合同也签了,闽海日本,要少挣五十亿日元。”
“对。”陈屿说。
石原不讲话了。
他知道这个“对”字。
一九九一年,在盐屿烤鳗厂的会议室里,陈屿跟丸新、东和、大丰三家签三年不改价。那天孟会计算完了,脸是白的,讲闽海要少挣一亿多。陈屿讲的,也是这个字。
后来,一九九二年,日本的泡沫破了,烤鳗跌了三成。
“是。”石原讲。“今天就去银行。”
那天上午,盐屿,村部二楼。
孟会计是跑着上楼的,楼梯踩得咚咚响。
他一进门,就把一张算账的纸拍在桌上。
“陈总,一百八十四亿,加三百一十亿,将近五百亿日元!”孟会计讲。“按东京的讲法,年底日元到七十,闽海这一换,少换回来六千多万美元!”
“对。”
“六千多万美元,是五个亿人民币!”
陈屿坐在桌子后头,没抬眼,在看一份西非的报表。
林雁在旁边给孟会计倒了一杯水,递过去:“孟会计,你先坐。”
孟会计不坐,站在那儿,喘着气。
陈屿把报表放下了。
“孟会计,九月,闽海要在日本买一样东西。”
孟会计一愣:“买啥?”
“买鹿儿岛。”陈屿说。“丸新的养鳗会社,四十一个棚,地,人,还有静冈的烤鳗厂。”
孟会计张着嘴。
“丸新卖东西,收的是日元。”陈屿说。“今天一美元换八十日元。九月,一美元换一百日元。”
“今天把日元换成美元,九月再拿美元换回日元,去买鹿儿岛。同一样东西,九月买,比今天便宜两成。”
孟会计站在那儿,手里那张算账的纸,慢慢垂下来了。
“陈总……丸新……丸新肯卖鹿儿岛?”
“现在不肯。”陈屿说。“七月土用丑日过完,就肯了。”
孟会计半天没讲话。
然后他默默地坐下来,把那张纸翻过来,在背面,重新算了一遍。
算完了,他把笔放下,拿起林雁倒的那杯水,一口喝干了。
那天下午,东京,日本桥。
中川从家里出来,坐地铁去了兜町。
中川今年六十六了,辞了丸新的部长,在盐屿住了八年,是闽海的顾问。去年冬天,他回东京住几个月,看病,也看老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