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三十九万条。
这个数报出来以后,老周在桌子边上坐了很久。
“阿屿,头一批卖掉二十七万三。”他把算盘打了一遍,“手上还有一百一十一万七千条。”
“死了多少?”
“正月十五以后收的那些苗,死了四万二。”
“池子里还剩一百零七万五。”
“对。”老周把笔放下,“阿屿,我现在问你一个事,你要老实回我。”
“您问。”
“一百零七万条苗,装在多少个盆里?”
“一千一百个。”
“换水的人有多少?”
“九十六个。”
“九十六个人,日夜三班倒。”老周说。“阿屿,这九十六个人一天的工钱是三十八块。这还是小事。大事是——你这一百零七万条,谁来拉?”
陈屿把桌上那盏灯拨亮了。
“老哥,我算过。”
“你算什么?”
“中川那辆车,一趟拉二十一万三千条,用的是氧气袋,一袋装两千条,加冰。”陈屿说。“他要拉走一百零七万,得跑五趟。”
“他跑得起吗?”
“跑不起。”
“那怎么办?”
“老哥,正月二十六,我给中川发了一封电报。”
老周把眼镜扶正。
“你给日本人发电报?”
“通过省外贸的林翻译发的。”陈屿说。“电报上就一句话。”
“什么话?”
“我这儿有一百零七万条活苗,请你二月初三以前到盐屿。”
二月初二,中川到了。
这一回他带了五个人。
两辆卡车,一辆吉普。卡车上装的是氧气袋、氧气瓶、保温箱和冰。跟他一起来的还有卢科长,省水产进出口公司又派了一辆卡车。
三辆卡车停在盐屿村口,从村头排到村尾。
中川下车以后,先去看池子。
那不是他上回看的院子了。
正月二十以后,陈屿在晒场后头挖了六个大水泥池,每个池子三丈长一丈宽。池子上头盖着竹棚遮光,池边上架着两根竹管,管子里的水一直在流。
九十六个人分成三班,一班三十二个,从早到晚不停地换水、捞死苗、看温度。
中川走到第一个池子边上,蹲下去。
他就这么蹲着,一动不动。
末了他直起身,说了一句话。
林翻译译过来:“中川先生问,这个池子里的水是流动的?”
“是。”陈屿说。“从溪口那边引过来,退潮的时候进水,池子那头有一个口子往外排。”
中川又问了一句。
“他问,你是怎么想到的?”
“我看了二十天。”陈屿说。“死苗最多的那几个盆,是水最不动的。我就想,那不如让水一直动。”
中川站起来,走到第二个池子。
他从怀里掏出一支温度计,插进水里。
看了一眼,又走到第三个池子,再插一次。
六个池子他全插了一遍。
然后他转过身,对陈屿说了一段很长的话。
林翻译听完,脸上的表情有点古怪。
“他说什么?”
“陈同志,我先跟你说清楚,这段话是中川先生自己要我一字不改译过来的。”
“您译。”
“中川先生说:他一九五八年进这一门,今年是第二十六年。这二十六年他去过台湾八次,去过韩国十一次,去过江苏、浙江、广东。”
“嗯。”
“他说:他见过的所有中国收苗人,收上来就装桶,能活多少算多少。他说这是第一次看见有人给鳗苗挖池子。”
“还有呢?”
“他说:这六个池子里的水温,最高的和最低的差零点八度。他说这个在日本的养鳗场也要靠仪器才能做到。”
陈屿把手在裤子上擦了擦。
“林同志,请您问中川先生一句话。”
“你说。”
“我这六个池子,是他这二十六年见过的第几好的?”
林翻译译过去。
中川听完,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他说了三个字。
不用译,陈屿也听懂了。
那三个字是日语的数字,可他伸出了一根手指头。
那天下午谈价,谈的地方是陈屿家那间屋。
一边坐着中川、他带来的两个人和林翻译。另一边坐着陈屿、老周。卢科长坐在中间。
头一个开口的是中川。
“三毛八。”
老周在旁边把气吸了进去。
三毛八。一百零七万五千条。
四十万八千五百块。
卢科长的手在桌上按了一下。
“中川先生,我们公司也要。”
“卢同志,您要多少?”
“三十万条,三毛八。”
屋里那几个人全都看着陈屿。
陈屿一句话没讲。
他把桌上那杯茶端起来,喝了一口,放下。
“林同志。”
“陈同志你说。”
“请您跟中川先生讲:三毛八这个价,我接受。”
老周猛地转过头看他。
中川的脸上第一次露出了笑。
“可我有条件。”
林翻译译过去。
中川点点头,做了一个请讲的手势。
“第一个条件。”陈屿说。“这一百零七万条,我不一次交货。我分五批交,每一批二十一万条,从今天起到二月十六,四天交一批。”
林翻译译完。
中川那边两个人低声商量了几句,然后点头。
“他同意。他说这样苗的成活率更高。”
“第二个条件。”
“你说。”
“运苗的氧气袋、氧气瓶、保温箱,这一趟用完,全部留在盐屿。”陈屿说。“钱我照付,按他们的进价付。”
林翻译愣了一下。
“陈同志,这些东西……”
“林同志您译。”
译过去以后,中川那边的人对看了一眼。
中川自己没吭声,把眼镜摘下来,用一块布擦了擦,又戴上。
然后他问了一句。
“他问:你要这些东西干什么?”
“我明年还要卖苗。”陈屿说。“明年我不想再等谁的车来。”
屋里静了一下。
中川又说了一句。
“他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