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完步回来，我冲了个澡，换上一身干净的军装常服，准备去医务室调取贺行的病历档案。
走到门口的时候，发现门把手上挂着一个塑料袋。
里面是一份早餐——豆浆、油条、还有一个茶叶蛋。
袋子上贴着一张便签纸，上面写着：
“食堂多买的。”
依然是那个熟悉的字迹，工整有力。
我笑了笑，把早餐拿进屋，一边吃一边给贺行发了条微信：
“早餐收到了，谢谢。”
他秒回：
“不是特意给你买的。”
“嗯，我知道，食堂多买的。”
他没有再回。
但我能想象他看到这条消息时的表情。
医务室在治疗中心的一楼。
我到的时候，负责管理档案的文职干事小周正在打哈欠。
“林医生早，”他看见我，连忙站起来，“您要调谁的档案？”
“贺行。”
小周的表情瞬间僵住了。
“那个……林医生，您确定？”
“确定。”
“可是……贺队的档案……”
“怎么了？”
“太多了，”小周苦着脸，“他的病历本，比军功章还厚。”
“那就都拿来。”
小周犹豫了一下，转身走进了档案室。
过了大概五分钟，他推着一个小推车出来了。
小推车上，摞着整整一摞文件夹。
目测至少有二十本。
“这些都是？”我有些惊讶。
“这只是近三年的，”小周擦了擦额头上的汗，“之前的还在里面，我一次性搬不完。”
我看着那摞比他腰还高的病历档案，沉默了三秒。
“那就分批搬吧。”
上午九点到中午十二点，我哪都没去，就坐在医务室里，一本一本地翻贺行的病历。
越翻，心情越沉重。
第一本，是最早期的记录。
时间是三年前，也就是我哥牺牲后的第二个月。
那时候贺行还没有被确诊为PTSD，初诊记录上写的只是“应激反应”“睡眠障碍”“轻度焦虑”。
建议是：休息两周，定期复查。
但第二本病历显示，他根本没有休息。
复查记录是空的。
他第二天就归队了，第三天就参加了一次小型反恐行动。
行动总结里有一行批注：
“队员贺行表现英勇，击毙目标三名，完成任务。但归队后出现呕吐、震颤等症状，持续时间约四十分钟。”
然后是第三本、第四本……
每一本都比前一本草稿更厚，症状也更严重。
从“睡眠障碍”变成“长期失眠”，从“轻度焦虑”变成“重度焦虑伴惊恐发作”，从“应激反应”变成“典型的创伤后应激障碍”。
诊断在不断升级，治疗方案也在不断调整。
药物治疗从单一用药变成了联合用药，剂量从初始剂量增加到了最大耐受剂量。
心理治疗从每周一次变成了每周三次，后来又变成了每天一次。
但效果栏里，填的最多的两个字是：
“无效。”
我看到第十一本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奇怪的地方。
从某一天开始，病历的记录风格忽然变了。
之前的记录都很详细，每次发作的时间、地点、诱因、症状、持续时间、处理措施，都写得清清楚楚。
但从那一天之后，记录变得非常简略。
很多时候只有一行字：
“患者今日状态稳定，无特殊事件。”
或者是：
“按计划服药，未见明显不良反应。”
但这些记录的日期，和他症状实际发作的频率完全对不上。
我翻了翻前面的记录，发现他平均每周会有三到四次急性发作，严重的时候甚至会持续整个晚上。
但从那之后，记录上显示的发作频率骤降到了每周不到一次。
这不合理。
要么是他的病情真的奇迹般地好转了。
要么就是——
有人隐瞒了他的真实情况。
我合上病历，揉了揉太阳穴。
“林医生，”小周探过头来，“您看完了？”
“看完了近三年的，还有更早的吗？”
“更早的……有是有，但不在这边。”
“在哪儿？”
“在军区的保密档案室，”小周压低声音，“贺队入伍前两年的体检和心理评估记录，都存在那边。不过要调阅的话，需要旅级以上的主官签字。”
“谁签字？”
“我们旅长，或者政委。”
我想了想，掏出手机，给顾城打了个电话。
“顾参谋，我想调阅贺行更早的档案，需要旅长签字，你能帮我联系一下吗？”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
“林医生，”顾城的声音有些为难，“旅长他……恐怕不会签。”
“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