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时刻，城郊公路旁。
暮色像一块浸了灰的布，沉沉压下来。风卷着尘土与碎草，在空旷的路边打着旋。阿珍赶到现场时，打手们早已撤离得干干净净，连半枚脚印都被晚风扫得模糊。那辆黑色旧轿车斜斜地歪在路边，车门大开着，像一张被丢弃的、无力合拢的嘴。车窗整块碎裂，锋利的玻璃碴子洒了一地，在渐沉的天色里泛着冷白的光，像一地被摔碎的骨头。
地上有一道清晰又狰狞的拖拽痕迹——从车门边一路延伸到路边的碎石地，凹凸不平的碎石被碾得乱滚，痕迹在地面上划得又深又狠，再往前，便突兀地消失在暮色深处。
有血迹，不多，暗红色的，正在慢慢变干，从鲜活的红沉成暗沉的黑紫，像被人狠狠按在地上，再也爬不起来。
还有一只帆布鞋。
孤零零地落在拖拽痕迹的尽头，白色的鞋面沾着泥污，泥渍渗进布料的纹路里，洗都洗不掉。鞋带断了一截，松松垮垮地垂在一边，像被人狠狠扯断，连一点挣扎的力气都没有。
阿珍走过去，弯腰缓缓捡起来，指尖碰到鞋面那层冰凉的尘土，心尖猛地一缩。她把鞋轻轻翻过来，翻过鞋底看了一眼内侧的标签——三十六码，和红姐在电话里一遍一遍描述的，完全一致。
云舒出狱那天穿的就是白T恤、旧牛仔裤、一双干净的白色帆布鞋。
鞋底嵌满细碎的小石子，踩得久了，被磨得很薄，边缘已经有些发毛。她把鞋再翻过来，鞋底中央有一道浅浅的凹痕，是常年走路姿势留下的印记。每个人走路的重心不一样，磨出来的鞋底纹路，都是独一份的，谁也模仿不了。
和红姐说的一模一样。云舒在监狱里扎扎实实练了一年的格斗，站姿变了，重心变了，连走路的姿态都彻底不一样。她不再是那个低着头、顺着墙根走的小姑娘，她每一步都踏得稳，踏得狠，踏得有底气，重心稳稳压在外侧，随时准备发力，随时准备反抗，随时准备在被人按倒之前，先撑住自己。
就是她的鞋。
错不了。
阿珍把鞋紧紧攥在手里，布料被攥得发皱，指尖用力到泛白。她缓缓站起来，目光像一把冷刀，一寸一寸扫过地面。风卷着尘土扑在她脸上，她连眼睛都不眨一下。视线一路扫过凌乱的草地、碎玻璃、拖拽的血痕，最后，死死定格在不远处那道趴在地上的人影上。
然后她看见了强子。
他整个人脸朝下，死死趴在冰冷坚硬的水泥地上，后脑勺高高肿起一个拳头大的包，皮肉绷得紧紧的，颜色从红紫到发黑，像被人狠狠砸过一棍，再砸过一棍。头发被血黏成一缕一缕的，结着暗红色的血痂，沾着尘土与草屑，脏得看不清原本的颜色。嘴角全是干涸的血，和地面的灰尘混在一起，结成了黑红色的痂，像被人死死按在地上，连呼吸都带着血腥味。
手背划了好几道口子，伤口翻着红肉，沾着尘土与碎石，血已经干成黑紫色。
他还保持着昏迷前那个姿势。
手指死死抠着地面，指甲缝里嵌着泥和血，混着碎石与草屑，抠得地面都划出浅浅的白痕。食指的指甲硬生生劈了一半，翻卷开来，露出里面粉红色的甲床，血顺着指甲缝一滴一滴渗出来，再被尘土盖住，结一层暗红的痂。
阿珍缓缓蹲下来，伸出两根手指，轻轻探了探他的鼻息。
还有气。
很弱，断断续续的，像一根随时会断的线，风一吹就可能飘走。她把手指贴在他颈侧，等了很久，才等到一下极其微弱的搏动，轻得像一片羽毛落在水面上，颤一下，就消失了。
“快，抬上车。”
跟来的马仔快步把后车门打开。阿珍小心翼翼地托住强子的后脑，手指碰到那个肿包时，只觉得肿包表面的皮肤绷得紧紧的，烫得吓人——是颅内充血的高热。就在指尖碰到的那一瞬，他的眼皮轻轻动了动，喉咙里含混地吐出几个字，含着一口血沫，模糊得根本听不清。
阿珍把耳朵凑近，还是听不清。
她只听见一个音节，像是“跑”。
又像是“舒”。
昏迷前的那声嘶吼，还死死卡在他喉咙里，没来得及喊出来。
两人把强子架上车。他的头无力地靠在座椅上，血从后脑勺的伤口缓缓渗出来，把座椅的布面洇湿了一小片，像一朵慢慢绽开的暗红色花。阿珍从后备箱翻出一件旧T恤，叠了几叠，轻轻垫在他脑后。然后关上车门，快步绕到驾驶座。
发动引擎前，她又看了一眼那只帆布鞋。
她把鞋缓缓塞进外套口袋，口袋立刻鼓起来一小块，像揣着一个沉甸甸的秘密。
车子驶离现场，轮胎碾过碎玻璃，发出细碎刺耳的声响。阿珍单手握住方向盘，另一只手掏出手机，拨通了红姐的号码。
电话响了两声就被接起。
“红姐，我们来晚了。”阿珍的声音低沉而干涩，带着一丝压不住的疲惫，“强子被打昏了，伤得很重。云舒被带走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静得只能听见风声与引擎的声响。
然后红姐的声音传来，沙哑得像被砂纸磨过，低沉得像压着一块铁：“把人救醒。用最好的药，送往最好的医院，不管用什么办法，让他醒过来。先保他的命要紧，我要知道他们往哪个方向去了。”
“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