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晚在车间里，第一个到的那个人——老孙——喊了一句“老罗，是你不？”
老罗。
老孙在等一个姓罗的人。
但后来到的两个人里，没人应这个名字。也没人提。
老罗是谁？
这个念头在脑子里转了两圈，刘宇翻了个身，伤口压在枕头上，疼得他嘶了一声。
他换了个姿势，把军大衣盖在被子上面，蜷着腿，听着窗外的风把雪粒子打在玻璃上啪啪响。
睡意迟迟不来。
他又坐起来，摸了根烟点上。
黑暗里，烟头的红光一明一灭。
老罗、姓孙的副科长、第三个人、周大金、金凤歌舞厅、两万块公款。
这些名字和数字在脑子里搅成一团。
还有一件事——第一个进车间的那个人，声音他听着耳熟。不是很熟，但肯定在哪儿听过。
在哪儿？
他把最近见过的人在脑子里过了一遍。队里的同事、所里的联防队员、辖区的片儿警、红星厂的工人……
不对。
不是这些人。
那个声音带着一股子优越感，说话的时候底气很足，不是普通工人和基层干部的腔调。这种说话方式，他只在一个场合里听到过。
刘宇把烟蒂摁灭在床头的搪瓷缸子里。
上次去局里开会，走廊里擦肩而过的那些人——西装革履的，夹着公文包的，皮鞋擦得锃亮的。
他记不清具体是谁了。
但那个声音，就在那批人里面。
刘宇重新躺下去，把被子拉过头顶。
闹钟在黑暗里滴答滴答走着。
六点整，闹钟响了。
刘宇挣扎着从被窝里爬出来。一宿没怎么睡实，脑袋昏沉沉的。右肩膀的伤口结了痂，胳膊抬起来的时候扯着疼。
他用搪瓷缸子接了半缸自来水，咕咚咕咚灌下去。水管冻了一夜，出来的水冰得牙根发酸。
洗了把脸，换了件干净的蓝色涤卡外套。对着桌上的小镜子拢了拢头发，镜子裂了条缝，把他的脸切成两半。
六点二十，刘宇锁好门下楼。
路过传达室，一楼住的张嫂正端着痰盂往公厕走，看见他打了个招呼。
“小刘，你爸昨晚来啦？我听见上头有人说话。”
刘宇脚步没停。
“没有，张嫂。我听收音机呢，评书。”
“哦，我说呢。这大雪天的谁出门啊。”
刘宇出了楼门，拐进胡同口的早点铺子。两根油条一碗豆腐脑，蹲在门口的台阶上三口两口扒完了。油条炸过了火，又硬又苦，他也顾不上。
吃完抹了把嘴，他往单位方向走。
路过胡同口的公用电话亭，他停下来，掏出兜里的硬币，拨了家里的号码。
响了七八声，他妈接了。
“谁呀？”
“妈，我。”
“你个死孩子，多少天不来个电话了？你爸昨晚也没回家，一口信儿都不来，你们刘家爷俩是不是——”
“妈，我爸去沈阳了。厂里临时通知去学新设备，走得急，来不及跟你说。”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
“学设备？你爸年前不是说名单里没他吗？”
“临时加的，车间主任点的名，厂里老钳工就他技术最硬。”
他妈又沉默了一会儿。
“那他私房钱的事——”
“妈，我上班了，回头再说。”
刘宇挂了电话，把最后一枚硬币塞进投币口，又拨了一个号码。
队里值班室的电话。
响了三声，接了。
“喂？”
不是陈火旺的声音。是小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