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天上午十点，广州长堤大马路。
南方三月的风已经带了闷热。
陈守拙拎着军绿色帆布袋，推开骑楼二层的木门。
头顶的铁皮吊扇呼啦呼啦转着，把百叶窗漏进来的阳光切成一块一块。
孙红梅坐在茶台前，手里拨着算盘。听见门响，她没抬头，只翻过一页账本。
“锅里有面。”
“桌上有茶。”
陈守拙走到桌前，端起凉茶灌了半杯。
茶水顺着喉咙往下压，总算把一路火车颠出来的燥气压下去一点。
他拉开帆布袋，从最里面取出牛皮纸袋，又拿出那只已经清理干净的铜胎画珐琅怀表，一起推到算盘旁边。
算盘声停了。
孙红梅先拿起怀表。
指腹在西洋红的珐琅面上轻轻蹭过，又翻过来，细看表壳边缘和机芯接口。
“乾隆年间的广州外销珐琅。”
“底子没伤，机芯也没让人乱拆。好东西。”
她放下怀表，抽出那张盖着霍氏拍卖行公章的聘书。
硬纸厚实，红章清清楚楚。
孙红梅看了两遍，才抬起头。
“香港的门，敲开了？”
“敲开了。”
陈守拙拉开椅子坐下。
“纪修白的钟也开了。”
“里面的东西，在我手里。”
孙红梅没有追问钟里是什么。
她把聘书重新装回牛皮纸袋，又将怀表一起锁进身后的铁皮保险柜。
咔哒。
钥匙转了半圈。
“既然东西拿到了，接下来找谁？”
“找个活人。”
陈守拙把桌上的黑色拨号电话拽到面前。
“1984年，省文化局文物管理科，有个叫温书言的科员。”
“我爸那封举报信，是他签收的。”
孙红梅关保险柜的手顿了一下。
她转过身，看着陈守拙。
“省局的档案，咱们进不去。”
“找能进去的人。”
陈守拙拿起听筒，拨了一串长途号码。
省城，机电一厂职工家属院。
孟经理退休前是机电厂的主管。当年陈守拙去省城收废旧电机，替老孟平过一次差点让他背处分的烂账。
老孟欠他一个人情。
更重要的是，老孟的小儿子孟跃进，现在就在省文化局人事科上班。
电话响了几声，对面接起。
“喂？”
“孟叔，我陈守拙。”
陈守拙没有绕弯子。
“托跃进帮我翻个人。1984年，文物管理科，温书言。”
电话那头安静了一下。
老孟的声音压低了些。
“守拙，跃进才转正没多久。查旧档，这事犯忌讳。”
“这人犯事了？”
“没犯事。”
陈守拙声音很稳。
“就是确认一下他后来去了哪个单位。不抄底，不复印，看一眼调动记录就行。”
老孟沉默了两秒。
“行。”
“我让他中午趁人少，去旧档室转一圈。有信儿就打这个电话。”
“谢了。”
陈守拙挂断电话，靠进椅背。
左腕的上海牌旧手表里，齿轮慢慢转了两圈。
老白的声音只落进他一个人耳朵里。
“你觉得温书言还在省局？”
“还在原处，才不正常。”
陈守拙看着头顶旋转的吊扇。
“升得太快，说明他可能跟先生走到了一起。”
“突然调走，或者从名单上没了，说明有人在擦尾巴。”
孙红梅从后厨端出一碗热汤面，重重放在他面前。
“先吃。”
大排面。
汤宽，肉厚，葱花浮在热气里。
陈守拙掰开筷子，大口往嘴里送。
香港茶楼里的虾饺做得精细，个个透亮，可那几只东西垫不实肚子。
还是这碗面实在。
一口热汤下去，连胃里的空都填满了。
孙红梅重新坐回算盘前。
“就算温书言被调走，也不代表一定是先生干的。”
陈守拙抬眼看她。
“我知道。”
“知道就行。”
孙红梅拨动一颗算盘珠。
啪。
“先找痕迹，再找人。”
“别还没抓到狐狸，就先把狐狸名字写在供词上。”
陈守拙低头咬了一口大排。
“你这话比老白顺耳。”
表壳里的齿轮猛地卡了一下。
“放屁。”
老白骂道：“老子那叫言简意赅。”
孙红梅拨算盘的手顿了一下，抬眼扫了陈守拙一眼，嘴角几乎没动。
“他是比你顺耳点。”
陈守拙哼了一声，低头继续吃面。
将近两个小时后，桌上的黑色电话突然响了。
铃声刺耳，一下接一下，压过了头顶吊扇的响动。
陈守拙放下筷子，抓起听筒。
“喂。”
“守拙。”
老孟的声音从电话里传来，比刚才低了许多。
“查到了。”
陈守拙没催。
他握着听筒，等着下文。
“跃进在旧档室最底下的柜子里，翻到了一张干部履历卡，还有几份调动、处分的抄件。”
老孟顿了一下。
“薄得邪门。”
“1984年，温书言确实在文物管理科。”
“但1985年3月，他被调走了。”
陈守拙的筷子停在碗沿上。
1985年3月。
老白的齿轮猛地磨了一下。
“广福是1984年腊月没的。”
“满打满算，也就三个月。”
陈守拙盯着桌面上的木纹。
“调哪去了？”
“河西乡。”
老孟说：“河西乡文化站。给的职务是副站长，级别没降。”
“但那份调动存根上，没有主管领导的个人签字。”
“什么意思？”
“正常调动，主管领导总得签字。他这份只有一张人事调配通知，盖的是局里的公章。”
老孟叹了口气。
“这是拿集体名义发的。”
“说白了，没人愿意留下自己的名字，却都同意把他从省城踢出去。”
陈守拙五根手指慢慢扣紧听筒。
河西乡。
这个地方他熟。
之前为了收一批废旧农机，老舅陈广发专门跑过一趟，还跟当地废品站的吴站长搭上了线。
“他现在还在那儿？”陈守拙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