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三点的湖风吹来，带着水腥气和凉意。康健最后看了一眼自己的作品，转身走上台阶。他需要休息，哪怕只是几个小时。因为明天——或者说今天——他还有更多的事情要做：他要确认那路公交车的班次，要观察司机的状态，要确保在关键时刻，沙坝能发挥作用。
康健并没有回学校，而是在车中吃了点面包，浅浅睡了一觉，天一亮又开始准备急救物资。
期间接到肖允儿的电话，康健皇城工程出现点问题，今天就能安排好了，让她不要担心。
清晨的阳光透过屋子薄薄的窗帘，唤醒了李维宇。他睁着眼躺在床上，没有立刻起身，沉重的疲惫感仿佛浸透了每一寸骨头。看着自己在姐姐家那个暂住的房间里醒来，而不是在自己曾经那个虽小却温馨的家里醒来，令他有了更大的压抑感。
那套四十多平米的老房子，是他父母留下的唯一遗产，是他在这座城市里唯一的根。两年前，一纸拆迁通知贴上了楼门。最初是欣喜的，盼着能拿到补偿款，换个稍大点的房子，或者至少，能有个重新开始的首付。可这份欣喜，很快就在无尽的拖延和推诿中，磨成了焦虑，又熬成了绝望。
补偿款的发放日期一拖再拖，像挂在驴子眼前的胡萝卜，看得见，永远吃不着。他往拆迁办跑了不下几十趟，电话更是打了无数个，对方的答复永远是“正在走流程”、“再等等”、“下个月一定”。一开始是客气，后来是不耐烦，再后来，连电话都常常无人接听。
寄住在姐姐家并非长久之计，姐夫虽然没明说，但那日渐微妙的眼神和偶尔的叹息，像针一样扎在他心上。他觉得自己像个多余的包袱，一个连自己的窝都守不住的失败者。心力交瘁，这四个字，他如今算是尝透了滋味。
今天，他决定再打一次。带着最后一丝渺茫的希望，他深吸一口气，用微微颤抖的手指拨通了那个烂熟于心的号码。
电话响了很久，终于被接起，是一个懒洋洋的、熟悉的中年男声：“喂，哪位？”
“是刘主任吗？我…我是李维宇，就是XX小区那套房子拆迁的户主，我想问问，我的补偿款……”
不等他说完，对方立刻用一种程式化的、带着明显敷衍的语气打断了他：“哦，李维宇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流程没走完呢！等着吧，有消息会通知你的。”
“刘主任，这都等了快两年了！能不能给个准信？我这边真的等不了了啊！”李维宇的声音带着哀求，几乎要哭出来。
“哎呀，你急有什么用？我们比你更急！但规定就是规定，流程就是流程！我还能给你变出钱来啊？等着吧！”对方的语气变得极其不耐烦，甚至带着一丝训斥。
“可是……”
“没什么可是！我还有会要开，就这样！” 电话那头传来“嘟…嘟…嘟…”的忙音，冰冷而决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