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简单，”他把搪瓷缸放在桌上，缸子磕在桌面发出一声脆响，“我的实验室里有三台机器，硬盘上保存着原始推导过程的完整时间戳。”
他从帆布包里掏出一个笔记本，翻到一页空白，开始写字。
“我会以中科院计算所的名义向《数学年刊》编辑部发函，函件内容包括：原始手稿的扫描件、电子文件的创建时间戳、所有关联项目代码的版本历史。”
“怀尔斯的论文从投稿到发表只用了不到两个月，而我们的原始记录可以追溯到你把论文寄给怀尔斯之前。”
他把笔放下。
“许教授，我们来做一道简单的算术题，怀尔斯的论文十二月发表，我们的原始记录早于他，你觉得数学界会相信谁？”
许平目光渐渐从迷茫变成了清明。
“而且，还有一个破绽，”陆沉把数学年刊上拿起来，在三十八页停下。
“怎么了？”
“看这个。”
陆沉指着论文的最后一段。
许平凑过去。
论文的结尾处，怀尔斯写了一段致谢。
标准的学术论文致谢。
感谢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提供的优良研究环境，感谢朗兰兹教授对初稿的宝贵意见，感谢他的妻子一如既往地支持他的工作。
但有两句话，和前面那些客气话不太一样。
“在本文的思考过程中，我从与多位同行的交流中获益良多。”
“我的学生、中国数学家许平博士在椭圆曲线与类数问题上的早期工作，为本文提供了一定的启发，我在此表示感谢。”
许平盯着这几行字，脸上的血色一点一点褪尽。
他的名字确实出现了，是作为“提供启发的人”。
这是一道被精心设计过的防线。
如果将来许平站出来指控抄袭，安德鲁·怀尔斯可以微笑着说：我感谢过他了。
他的工作给了我启发，但我独立完成了论文。
两者的区别就像月亮和太阳。
月亮反射光芒，太阳自己发光。
而在学术界，“启发”和“成果”之间的距离，足以让任何指控变成无头的悬案。
许平的手在发抖。
“这个人……”他的声音从牙缝里挤出来，“这个我曾经叫了七年‘安迪’的人……”
他没有把话说完。
陆沉看着他，忽然想起一件事。
“许平，你相信我吗？”
许平抬起头。
“信。”
“那给我一天时间。”
“你要做什么？”
“我要做一件你应该做的事情。”
陆沉把论文叠好放进自己的口袋里，“写一篇回应。”
——
那天晚上，许平坐在自己家的书房里，灯没有开。
妻子已经睡了，女儿也睡了。
书房里只有窗外的路灯光透进来，在地上投下一块歪斜的亮斑。
他就坐在这块亮斑旁边，一动不动。
陆沉说要写一篇回应。
许平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要么证明那篇论文的核心思路确实出自他们的合作，要么在学术上指出怀尔斯版本的致命缺陷，要么沉默。
三条路。
第一条路，对抗。
向《数学年刊》提出正式申诉，要求撤销论文并调查抄袭。
《数学年刊》的年刊编辑都是谁？
萨纳克、朗兰兹、法尔廷斯——全是怀尔斯的老朋友、老同事。
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会把一个中国人的邮件通信，看得比安德鲁·怀尔斯的亲笔签名更重吗？
即使他们心里怀疑，也不会让这份怀疑变成公开的结论。
因为这意味着不仅怀尔斯身败名裂，也意味着《数学年刊》的审稿制度出现重大丑闻！
他们加急发表了一篇抄袭的论文。
整个编辑部都会被拖下水。
太天真了。
这条路走不通。
第二条路，学术反驳。
这条路理论上可行。
如果他能证明怀尔斯版本的论证存在漏洞，或者不完整，或者需要依赖他和陆沉原稿中的某些关键引理。
那么抄袭的指控就有了学术上的证据。
但问题也在这里。
怀尔斯毕竟是怀尔斯。
他证明过费马大定理。
他拿到那篇原稿之后，完全有能力用另一种方式重新组织论证，绕过所有可能的文本比对。
以怀尔斯的数学功力，他完全能做到这一点。
第三条路，沉默。
当作什么都没有发生。
让陆沉继续搞他的芯片，让自己继续教他的书。
高斯猜想被怀尔斯证明了，全世界都在欢呼，没有人知道北京大学有一位教授和一个十九岁的少年，曾经在冬夜里彻夜推导，曾经写出过一份与今天的辉煌惊人相似的手稿。
没有人在乎。
可是——
许平在黑暗中攥紧了拳头。
可是凭什么？
与此同时，中关村，陆沉的宿舍。
灯亮着。
桌上铺满了东西。
许平的原稿，怀尔斯的论文打印件，几张新铺开的稿纸，一支笔。
陆沉的大脑在运转，那种他再熟悉不过的运转方式。
把所有的信息摊开，寻找模式，寻找破绽，寻找那条藏在表象下面的逻辑路径。
怀尔斯的论文他已经读了四遍。
第一遍，他在看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