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大外语系的教室里，读书声琅琅。
钱招娣坐在靠窗的位置，指尖无意识地摩挲著崭新的英语课本，
封面上“高等学校试用教材”几个字烫得她眼睛发疼。
周围的同学大多穿著乾净的衬衫或连衣裙，流利地背诵著课文，
偶尔有人看过来，眼神里带著好奇，也藏著一丝不易察觉的审视。
她知道，没人相信一个从山沟沟里跑出来的姑娘，能跟上外语系的进度。
毕竟连教务处的老师都曾犹豫，要不要把她分到中文系，是她一遍遍地说“我可以”，才爭取到这个机会。
窗外的白杨树影落在课本上，晃得她想起小时候。
那时弟弟还没出生，父母不是现在这副模样。
母亲会在春天带著她去后山摘野杏，把最甜的那颗塞到她嘴里，笑著说“招娣多吃点，长得高”；
父亲则会在冬夜里把她冻僵的小手揣进怀里，粗糙的手掌反覆揉搓，说“等开春了，爸就去公社给你找个学堂”。
她至今记得七岁那年，父亲真的牵著她的手去了村里的小学。
土坯垒的教室，黑板是用墨汁刷过的木板，可在她眼里，那是全世界最亮的地方。
第一节课学写“人”字，老师握著她的手，一笔一划地教，说“做人就要像这字，堂堂正正”。
那时的日子，像村口那条小溪，清浅却温暖。直到弟弟钱招弟出生，一切都变了。
父母像是突然被什么东西魘住了，眼里只剩下这个皱巴巴的婴儿。
母亲不再带她摘野杏，说“丫头片子跑什么跑，在家看弟弟”；
父亲也绝口不提让她继续上学的事，理由是“家里得留个人干活，供你弟將来读书”。
她的书包被母亲锁进了柜子，取而代之的是尿布和针线筐。
有次她趁父母下地，偷偷撬开柜子拿出课本，被回家的父亲撞见，课本被撕得粉碎。
父亲红著眼骂她“不知好歹”，说“女孩子读再多书有什么用？將来还不是要嫁人，能给你弟换彩礼就不错了”。
那天她躲在牛棚后面哭了很久。
牛棚里住著被下放的老爷爷，据说是城里来的大知识分子，戴著厚厚的眼镜，说话总是慢悠悠的。
自己在山上帮他抓过毒蛇。
他见她哭得伤心，递过来一块干硬的窝头，问“丫头，咋了？”
她哽咽著把事情说出来，最后问：“爷爷，我咋能逃离这里？逃离我爸妈，让他们再也找不到我？”
老爷爷推了推眼镜，沉默了很久，才说：“学英语，將来或许有机会出国。”
“我不出国！”她立刻摇头，小脸上满是倔强，“我是中国人，死也要死在自己的土地上。”
老爷爷被她逗笑了，眼里的皱纹舒展开来：“傻丫头，出国不是不认祖宗。
你看村里，谁家能不跟邻居打交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