掛断电话后，江衍没有直接將车开往原定的目的地。
他在马路上的一个允许临时停靠的路边车位上，將那台哑光黑的兰博基尼svj63稳稳地停了下来。
v12发动机的咆哮声化作了低沉均匀的怠速轰鸣，像一头吃饱喝足、正在打呼嚕的猛兽。
车外是京城繁华的街景，阳光透过车窗洒在布满翻毛皮和碳纤维的中控台上，泛著一种代表著顶级財富的奢华光泽。
但江衍此刻的眼神，却並没有看著这台价值一千五百万的顶级玩具。
他靠在柔软的航空级座椅里，双手鬆开方向盘，目光有些涣散地望著挡风玻璃外那片蔚蓝的天空。
他点燃了一根烟，没有抽，只是任由那昂贵的烟雾在车厢內裊裊升起。
周明海的那通电话，把“水木大学”这四个字，重新送到了他面前。
他想到了一个人。
郑怀远。
前世在水木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学术圈的阶级壁垒比社会上还要森严。
没有背景、没有资源的穷学生，在大多数导师眼里就是廉价的科研劳动力。
导师们对那些家里有钱有势的二代们嘘寒问暖，对他这种从底层爬上来的泥腿子则是公事公办，甚至是冷眼旁观。
但在那个冰冷的校园里，唯独有一个人对他好过。
那是材料物理方向的泰斗，郑怀远院士。
老教授当时已经七十多岁了，头髮全白，背也有些驼，说话总是慢慢悠悠的。
江衍不是他的嫡系学生，只是在他的一门公开课上，因为指出了一处复杂模型的数据紕漏，引起了老人的注意。
记忆中最深刻的那一天，是京城一个下著暴雪的冬天。
那年江衍的母亲刚刚做完一次手术，家里的积蓄被彻底掏空，父亲在工地上连轴转也凑不齐下个学期的宿舍住宿费和伙食费。
江衍穿著一件洗得发白、连拉链都坏掉的旧羽绒服，站在零下十几度的实验室门外，拿著那张催缴费用的单子，冻得嘴唇发紫，满眼绝望。
就是那天，郑怀远院士刚好路过。
老人什么都没问，只是看了一眼他手里那张揉皱的单子，然后让他跟著去了办公室。
“小江啊，搞科研，心不能乱。”
老人一边慢条斯理地泡著茶，一边拿出自己的老式诺基亚手机，戴著老花镜，用不太熟练的动作捣鼓了半天。
几分钟后，江衍那部屏幕碎裂的破手机震动了一下。是一条银行的到帐简讯。
三万块钱。
那时候的三万块钱，对於一个快要走投无路的穷学生来说，就是一条命。
江衍当时红了眼眶，想要写欠条。
郑院士却摆了摆手，把一杯热茶推到他面前，语气温和却不容置疑：
“不用还，別人问起，你就说是院里发的特殊助学金。”
“赶紧去交费，吃顿热乎饭，把数据模型做完。”
后来，老教授因为身体原因退休，回了南方老家休养，江衍再也没能见上他一面。
直到他最后累死在实验台上，那句当年没来得及当面说出口的“谢谢”，成了他前世为数不多的几个遗憾之一。
江衍坐在千万级的超跑里，指间的香菸燃烧到了尽头，烫了一下手指，他才猛地回过神来。
他看了一眼手机上银行软体里那一长串冰冷的数字。
这是他这一世隨手可用的现金。